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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但不久就发现我在“闲书”方面的兴趣远大于“正书”。在当时心情驱使下，我不自觉地看了不少有关存在主义的书籍，却越看越迷失，而读冯友兰的哲学史时，虽然作笔记，但还是过目即忘。只有下午的现代文学“选读”才是我最喜欢的嗜好，我选的是鲁迅全集，读完后再看曹禺和茅盾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家在台湾地区都是被禁之列，所以我的奇心更强，尤其读到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的篇节，感到出奇的兴奋，也不自觉地和存在主义连起来，变成了我当时思绪的“主轴”。没想到多年后我还是回到这些暑假读物而著书立说，文学成了我的专业，而当时为自己准备的主修课程——中国思想史——却成了副业。而存在主义的哲学思索却把我引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世界之中。说不清我当时念过哪一本书，但却清楚记得书中的主要论点：杜翁其实是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于是我想到从台湾地区带来的他的一本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白先勇选给我的礼物（我曾为《现代文学》译过一两篇文章，没有稿费，所以先勇让我从两本书中挑一本作为“报酬”，我当然选较厚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另一本记得是亨利詹姆斯的《大使》）。
那年暑假将尽时，我不得不结束暑假自修的课程，匆匆就道去哈佛，安顿甫定后，就开始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日以继夜地读，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苦恼，当我读完全书后学校也刚开学。到了那个关键时刻，我突然领悟到自己将来要作什么了——我要作一个像伊凡卡拉玛佐夫一样的知识分子！俄文intelligentsia这个字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似乎是一种特别的“族类”，我如果能身为一份子，就会解决我的一切认同危机。
我曾在一篇旧文——“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原载拙著《西潮的彼岸》）——中谈到这段经历，特别引述伊凡说的“大审判官”的故事，这个寓言恰好印证了我内心的矛盾：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真理”，可能对大多数人无利，甚至有害；“如果他为了众人福利而蒙蔽自己的良心，那么，他个人的生命意义又何在？我当时同情伊凡，因为我觉得他是反对大审判官的（假冒上帝之名，使他治下的信徒丰衣足食，然而却制造出一套虚假的“真理”），但是，他自己又提不出一套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受罪，我也因此有所感而随着他受罪”。
整整四十年后（二○○三年），又当暑假，我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三四个学生重读这本小说，却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同情伊凡了。“大审判官”是伊凡讲的“反面教材”，如今读起来有点夸张，但内中的论辩“张力”仍然震憾我心。不觉又想到在芝大那年的一个舞会上，我在芝大的学长——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的林毓生——第一次向我灌输他的这本小说的观点，两个人谈了一个晚上，竟然没有请女同学跳一支舞！但我至今还记得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小说中出现了三个人物，它们的哲学意义何在？我以此为题问我的科大学生，她们连一个物也记不起来。
我住在剑桥的那一间斗室也很小，但读起小说来也不觉得小。那是一幢极普通的小公寓平房，只有两层楼，房东是一个波兰老太太，另外还有一个美国房客，他每晚都出去勾引女学生，回来对我大讲特讲，庸俗不堪，而我心中都只有伊凡和葛蕾馨卡（小说中的女主角，伊凡兄弟狄米屈的情人）。这间小屋是哈佛同学谢文孙介绍的，除他之外，还有两位学长张灏和杜维明，两人后来都是思想史研究的权威，和林毓生一样。谢文孙则攻社会史，也是才华横溢，在他们面前，我不得不谦虚请教。后来我把台大的同班同学杨美惠介绍给谢文孙，二人结为夫妇，杨美惠当时也在附近的Tufts大学攻读社会学，是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者。
我这几位学长在哈佛早有求学经验，在他们帮助之下我也有恃无恐，但我心中仍有疑虑：作中国史的研究纯是为了奖学金，没有太大兴趣，是否选课时又会重蹈芝大的覆辙？费正清教授大名鼎鼎，谢文孙和他更熟，但我从他处听来的“贴士”（tips）并不令我安心，甚至暗暗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他的不合。怎么办？
没想到除了费正清外还有史华慈，我第一次听史华慈教授讲中国思想史的课就入了迷，犹如在思想上发现了新大陆。关于这一段缘份，将在下一章详述。
在哈佛的生活远较芝加哥舒畅。拿到了全部奖学金，我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有几位学长从旁扶持（后来又交上几位挚友，如梅广、华昌宜和周健夫，当时都在哈佛攻读不同的学科），我也不感到孤苦零丁了。然而心中还是有点“纳闷”，那种苦闷不是来自课业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生活：也许是受杜斯妥也夫基小说的影响太深，我感到我的精神煎熬仍然炽烈，甚至开始自疑：作个哈佛研究生，我还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之一，看那些美国同学一个个比我世故，在课堂上说得头头是道，而我呢？还是维持我一往的沉默，甚至走在哈佛园（Harvard Yard）时也不自觉地低着头。
有一天，我从哈佛校园“破颜遮帽”而过，可能当时心情太沉重了，抬不起头来。迎面几乎撞倒一位老人，他向我大叫一声，声若洪钟地说：“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我就像碰到禅宗师传的当头棒喝，顿时醒悟过来。
这一段“奇遇”，我曾多次重述，甚至在最近一篇谈我退休的文章中又一次旧事重提，并且说：“我这四十多年在美国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位陌生老人一句话之赐！”他到底是谁？我至今也无由得知，因为当年自己太过腼腆，似乎也没有向这位老人道谢一声，就擦肩而过。想来他必是哈佛的一位教授，而当年的哈佛老教授几乎人人都有一种随和的风度，平易近人，绝非电影中的样子（也许法学院的不同，譬如那部描写哈佛法学院生活的影片《Paper Chase》）。哈佛的老教授也个个能言善道，在课堂上是第一流的演说家，我到处旁听大班课，一半是课程内容，一半是听这些教授的“演讲词”。当时擅于此道的有：教英国史的David Owen、教法国史的Crane Brinton、欧洲近代思想史的H。 Stuart Hughes、和教俄国史的Richard Pipes。后二人的课我都选过，Pipes还作了我博士口试的委员。英文系的老教授更多，我旁听过一位最擅讲约翰生博士（D。 Samuel Johnson）的名教授（可惜忘其姓名），他讲得犹如自己就是约翰生博士的化身。这些人对我的教益和启发，我将会另章论述。
经过这位老教授的当头棒喝，我的人生观又为之一变：今后非但要抬起头来，好好地作一个（求学中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充份利用哈佛赐给我的机会，重新改造自我，而且从头来过。台大四年学的东西全部作废，要重新学习西方文化的传统，俾使得自己将来可以兼通中西之学。在生活上也要重新作人，既然生活在美国，一定要吸收美国文化，从学术到日常生活到男女社交约会，我都要从头做起。
我为自己开出的生活课程如下：
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开的大班课。
第二就是不与中国人来往太密，为奠定“国际路线”，和美国人同住，说英语，看电视，把一切的风俗习惯先学过来，然后再消化不迟。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必须克服自己的腼腆，和“洋纽”社交、约会，厚着脸皮也要去跳舞。甚至每周末都要有约会对象（date），尽量打入美国大学生的社交圈。
最后的这项愿望我实行得最彻底。未几就斗胆去参加社交舞会（Mixer）——往往在法学院宿舍的饭厅举行，波士顿各校的女学生上百成千的蜂涌而来，都是为了和“哈佛人”（Harvard Men）约会。严格来说，只有哈佛的本科生才有资格作“哈佛人”，除此之外，法学院的学生也很吃香（商学院和医学院距哈佛园较远，自立门户），而最不受女性青睐的就是文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GSAS）的研究生。我虽忝居末座，仍然勇往直前，往往和另一位友人联席前往，在舞会的阴暗灯光下，不分青红皂白就拉陌生女郎下池，随着音乐手足摇摆舞将起来；一舞之后如双方不弃则再舞，当跳到慢步舞的时候，就可以把脸贴上去，舞后问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