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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寄出后，我未几就毕业当兵去了，很侥幸地抽签“中举”到空军幼年学校去作英语教官，每天除了教课外，无所事事。该校位居台湾地区南端的东港，周末还可以坐火车到高雄的“空军俱乐部”去和中学女老师跳舞，玩得乐不思蜀，竟然忘了申请到美国念书的事。第二年（1962年）春天，父亲寄给我几封美国大学的信，我的申请纷纷落空，而独有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收了我：芝加哥给我免学费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说我得了一份“另类奖学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觉到信中的英文名词有点太怪——“alternate for a fellowship”——我把“alternate”这个字初解为“另一种”奖学金，却把“for a”这两个小字眼忽略了，后来回家和父亲商量，他也作同样解释，以为我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后来几经细读“文本”之后，才领悟到我原来是“备取”或“后补”：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我或者还有机会，否则无望。
谁还会拒绝哈佛的奖学金？我在绝望之余，终于决定接受芝加哥大学的“免学费”奖学金，至少可以为父母省下一笔可观的学费。其实父母亲根本无力资助我“自费”留学，他们两人任教的全年薪水，还不够买一张到美国的飞机票！为了我到芝加哥的旅费，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负笈留学。天晓得我当时为什么要选一门我对之毫无了解的“学问”？到了芝加哥以后，我才发现，所谓“国际关系学”全不是那回事，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时事。要研究必须有方法，而我初进芝大就要学所谓“游戏理论”（game theory），把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军力当作一盘棋子，或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海员”——不是真人，而是像当今计算机游戏中的电动木偶——并以此来推测“安全”指数。
到了芝大不到两个月，我就陷入“存在”危机：我来美国干什么？为什么要学这种“游戏”？为什么要啃这些似懂非懂的理论天书，我还要作什么外交官的美梦？我还选了一门“国际政治”的课，讲授的是鼎鼎大名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教授，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教科书 Politics among Nations 正炙手可热，这本书大谈国际关系上的“务实主义”，所以对于中美关系上的所谓“道义”完全嗤之以鼻。
于是，我消沉了！生平第一次陷入“抑郁”（depression），也发生了个人的认同危机（这一个经验，我在和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了很多，此处从略。）怎么办？脑海里又涌现了哈佛给我的“备取”资格。
于是我又以姑且试试的心情发了一封信给哈佛，重新申请。这一次，我在申请书中写得更具体了一点，特别把我的“芝加哥经验”也写了进去，并且特别强调我师从该校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他授的几本课——中国古代书籍的考证学和目录学——我都因近水楼台的关系（在远东图书馆打工）而选修。钱先生不但是我的恩师和“汉学”启蒙者，而且是助我申请哈佛成功的关键人物，他为我写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因为有了他的“权威性”的推荐，我申请作中国文化的研究生是有资格了。
然而为什么要在美国研究中国？我本身西化得很厉害，非但对“国学”毫无兴趣，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仅是普通大学的程度。惟独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因为我在芝加哥这一年，为了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拚命读“禁书”——当年在台湾地区国民党禁掉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因此也为多年后我研究鲁迅种下一个“基因”。但是我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我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升）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后来我也在杨先生门下修课，并在博士试时，承蒙他亲自口试通过，而史华慈教授却成了我的业师。至于费正清教授，他门下的学生太多，我大概只选修了一门阅读课，其他皆旁听，而且在他课中成了“捣乱份子”，大放厥辞批评他的著作，认为只有制度和政治史，没有人情味和人文气息。此是后话。
芝加哥一年快结业时，我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奖学金。就这么糊里胡涂地搭上顺风车到了麻省剑桥——哈佛的所在地。
在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就学的经验。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2节 芝加哥经验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哈佛的留学经验完全奠基于芝加哥大学——没有芝加哥，也就没有哈佛。那一年的芝加哥经验，将我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没有痛苦，也不会有快乐，所以我至今仍然感激芝大。20年后我竟然又回到芝大任教八年之久，可谓缘份，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芝大学术传统的幽深，在这个中古寺院式的学府中我前后“修行”有9年之久，得益匪浅。
1962年秋初到芝加哥时，我坐的是“灰狗巴士”，从明尼亚波利斯城出发，开了将近一昼夜，于清晨（或黄昏）时分长驱直入抵达芝加哥城市中心的总站，我的老同学成露茜已经在车站等候。她早于三年前已经到美国留学，在芝大念图书馆系（后来转行社会学，卓然有成，最近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由于她的引荐，芝大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在我未到之前就为我保留了一个工作职位，解决了我在经济上的当务之急。
成露茜看我一副土相，话也没有多说，就带我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到了芝大校园，我当然争着付钱，她也没有坚持。司机是个黑人，高头大马，成露茜嘱我在付款时多加一个“quarter”（廿五分钱）的小费，我当时还不熟悉美国硬币的种类，于是从口袋掏出一个五分钱的nickel，以为是个quarter，司机看了一眼又退回给我（抑或是丢在地上，至今已记不清楚），一脸不屑的样子，然后开车扬长而去。成露茜事后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土包子”，没有挨揍已是万幸，也幸亏有她这位女士在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席话吓出我一身冷汗，从此又回到“乖孩子”的模式，作人行事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在这个充满非我族类的大城市内，第一次尝到了“疏离”（alienation）的滋味。尤其是当初冬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季节，我一个人在傍晚踯躇于海德公园（Hyde Park，芝大的所在地），拖着一天工作后疲累的身体回到公寓的斗室，或在寒冬气温降到华氏零下十几度的时候，我的脸冻得发麻，还要步行返校，走不了几步就要到街旁商店中去避寒取暖，那种滋味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但更难受的还是心灵上的空虚。每天除了想像之外就是不断问着同一个问题：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前途渺茫，就像深冬结了冰的密歇根湖：冻成一片白色，一望无际，看不到彼岸。
我初到芝大时，住在有名的国际学舍，这幢十多层的大楼是各国学生的大本营和活动中心，然而居住的斗室却像个监狱中的牢笼，家具简陋，一桌一床一椅，加上一盏孤灯，只此而已。我每晚在这间不到数平方英尺的斗室中自吊其影，不到午夜就饥肠辘辘。为了节省三餐的费用，我每餐都要量入为出，一顿晚餐的消费不能超过两块美金！后来实在饿得没有办法，逼得狗急跳墙，遂买了一个便宜的小电动咖啡炉，不用来煮咖啡，而是偷偷在房中煮面吃，把水煮开后，放进干面条和蔬菜，有时还加一个蛋，味道实在太淡，又胡乱洒点盐和胡椒粉，仍然难以下咽，但至少可以充饥。后来又为了省下中饭这一顿饭钱，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寄上几包肉松，放在两片面包中做成三明治，在图书馆上班中午休息时就拿出来充饥；又为了省下“包装”费，舍不得花钱买胶袋，干脆用报纸包起来，所以白面包也变黑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到了饥饿难熬时，我却真正体会到面包夹肉松的美味，至今难忘。另一种难忘的“美味”是音乐：我为了调剂身心，把一个月的薪水（约一百美金）省下三十元买了一架小收音机，当我于夜深人静时听到收音机传来的古典音乐，心情为之一爽，也暂时把所有的忧虑置诸脑后。于是从此和那家芝加哥的古典音乐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