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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旁观者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一个“升华”的办法——拍电影，买了一个八厘米的摄影机，走到校园，把这些场面都拍了下来，回家再剪接成纪录片。后来还大胆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钟的半剧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广主演，名叫“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园散步，眼窥四周的嬉皮春色无边，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单影只，于是亲自下厨，煮了一顿盛宴，又打开唱机，播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廿三号慢板乐章），然后摆上桌布，点上红烛，一个人默默地吃饭，片子以烛影中的这个孤独学生的面孔特写结束。这都为电影拍完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在家公演，因是默片，所以到了开唱机的镜头，我也立刻开了唱机，拿出莫扎特的唱片来，奏将起来，边奏边看，自己看得很感动，其他朋友却觉得闷死了。
这就是我在哈佛作学生的日常生活。
附录第13节 最善于自嘲的人
当大家在热烈评价欧梵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他多年前一篇谈论匈牙利当代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ad）的小说《失败者》（The Loser）的文章。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但他不写自己的成就，偏写自己一生的失败。对此，欧梵说，这正“合我个人的所好”，并且说了一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当别人认为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失败。”（《狐狸洞话语》）
欧梵已经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永远未完成、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一个经历过失败但又超越成败的人文世界里永远的流浪汉，因此总是一直往前走。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鲁迅《野草》中的“过客”有很深领悟，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走”的过程，“走”是在“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行动。也就是说，人生是悲剧性的令人绝望的存在，而“走”正是反抗绝望的唯一办法。欧梵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决不停步、决不自恋。不像许多中国作家和学人那样，写了几部书，就自我膨胀，就自以为是“话语英雄”。我把作家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愈写愈自大，一类是愈写愈自由。欧梵是属于愈写愈自由的人。
欧梵不仅不自恋，而且还常常自嘲与自省，他是我平生见到的一个最善于自嘲和自我反讽的人。他借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意象描述自己的脆弱无助：一个在外界眼里的哈佛大学教授，常常工作得不像人样，变成一条甲虫，一个驼背的、不知钟为谁敲的钟楼怪人（《世纪末呓语·变形记》）。他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特别留意与“先锋”、“媚俗”不同的“颓废”，因此也不断地谈论王尔德。然而，他却不是跟着去“颓废”，而是在王尔德身上发现其真情，并反省自己可能面临失真的危险。1998年底，他再次“读王尔德”，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发现王尔德的这些妙语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有警醒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人都只能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的金钱堆中追逐名利欲望，久而久之，岂不都麻木不仁？所以，我自己反而需要用王尔德的作品来警惕自己：愤世嫉俗容易，而在俗世中保持真性情难，我必须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和一点艺术上的涵养和情趣来超越现实。所以，当我愈觉自己逐渐世故的时候，愈感到王尔德那份天真的伟大。这一切都与他的同性恋及颓废无关，我最崇拜的反而是他的纯真。”（《世纪末呓语，谈王尔德》）欧梵不仅用极端的概念“伟大”二字来赞美“天真”，而且敢于反省，正视自己“逐渐世故”，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欧梵最宝贵、最难得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当代学人和作家最缺少的品格。
附录第14节 两栖狐狸、四维痴人
欧梵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有一次难忘的见面与倾谈，受其影响，他常以“狐狸型学者”自喻。柏林以“刺猬”与“狐狸”这两个意象划分精神价值创造者的两种基本类型，“刺猬型”专注一个系统，“狐狸型”则是多方旁敲侧击。柏林以此两个意象论述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历史观，认为托尔斯泰二者兼得。欧梵大体上属于“狐狸型”，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但他在最近十几年中专注于上海与香港城市文化的探讨，又表现出“刺猬”的特征。
欧梵这一“狐狸”，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典型的“两栖狐狸”。他栖于英语世界，又栖于汉语世界；栖于中国文化，又栖于西方文化；栖于理性学术文化，又栖于感性创作文化；栖于雅文化即贵族文化，又栖于俗文化即大众文化；栖于历史，又栖于文学；栖于文学，又栖于艺术等等。他的两栖性不是在两栖的表面浮动，而是生命、情感与真诚的投入。他说他是一向的“历史痴”（《世纪末呓语·读〈中国新音乐史论〉》）。几十年前胡适说过自己是“历史癖”，“癖”还是嗜好，“痴”可是投入全生命。欧梵不仅是历史痴，而且是文学痴、电影痴、音乐痴，是确切的四维痴人。由于他出身于音乐之家，从小就有“听觉天赋”，之后又派生出“视觉天赋”，这种天赋使他对电影具有特别的感受力与监赏力。这种天赋再加上他在后天勤奋学习中培养的很强的“知觉”与“心觉”，便形成了他的一种完整的感觉系统与认知系统，也使他拥有特别的精神个性。这样，就使他涉足多种领域时不至于浅尝辄止，而是多方面均有建树。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欧梵可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雪山飞狐”（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是“双洞大飞狐”与“多洞大飞狐”。
附录第15节 丰富多采的“人生盛宴”
“狐狸型”的多方素养与多方探索，再加上欧梵本身的苦修苦炼，使他获得两个大的成果：一个是他的精神创造与整体生活非常丰富，像是“人生的盛宴”；另一个是他在四五年前完成了集各种修养于一炉的代表作《上海摩登》。
“人生的盛宴”是林语堂先生的概念，他对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苏东坡就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他在《林语堂自传》里给苏东坡戴上十九顶帽子：“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欧梵也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和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也可以给欧梵戴上十几顶帽子，不过为了避免落入俗套，我不讲大家都知道的诸如“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研究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学者型散文家”、“小说作者”、“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教授”等等，但要提醒大家别忘了他的另一些重要角色。他是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是“东方《双城记》”的作者，是中国“公众空间”和“人文空间”的鼓动者和实践者，而且是芝加哥大学 “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我也是这个部落的一员，等会儿再细说。尽管欧梵行走的路上有过曲折和痛苦，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人生是很丰富的，很有意思的。
附录第16节 集修养大成的《上海摩登》
多种素养除了造成欧梵人生的丰富之外，还造成另一结果，这就是在世纪之交产生了他的学术代表作《上海摩登》。这部著作正是他多年探讨历史、文学、电影等的共同结果，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学术著作，所谓“举重若轻”，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读这部著作时，比读许多长篇小说还有兴趣。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恐怕再也没有耐心阅读那种千篇一律的英雄排座次的章回体文学史、小说史、思想史了。《上海摩登》完全打破了文化史书的写作惯性与格局，以致很难定义这是城市历史著作还是一部文学艺术著作，我边读边想，最后觉得这是一部城市精神生态史，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现代文化景观的大观园。这部著作在思想、语言、方法等三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思想上，它突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权威”见解和后殖民理论的时髦见解。书中指出，所有的后殖民话语都假设了一个殖民权力结构，其中殖民者对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