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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正清的“王国”作学生，每人只分到一个“人物”作传记式的研究：譬如盛宣怀、王韬、张之洞、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主，甚至连我的业师也只以严复作题目。史华慈教授对我的论文题目一向不闻不问，作什么都行；他关心的是我到底要探讨什么“问题”（他常用的一个大字眼是problematique）。记得在他的研讨班上我提交林纾的论文报告，特别注重林纾的感情层面，报告完了，史师反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我照实答说：“还没有想出来，请老师指点。”于是他就不慌不忙地谈天说地，最后谈到浪漫主义的问题，不但给我灵感，而且为我开了一条可以兼走文学和思想史的大道。从此之后，我才逐渐开始摸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问题，但又觉得不能照搬西方的“浪漫主义”，内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太多，而只能探讨五四时代文人的“浪漫”心态。既然我从林纾的研究中开了窍，所以决定把林纾作为论文中的主要人物，并从晚清拉到三十年代，而以五四文学为主轴。五四时代浪漫情操的主要代表人物当然非徐志摩莫属，所以费正清教授认为我以徐志摩为题就足够了。然而我心目中的构思却庞大得多，想为五四这一代人作传，而且写的是一种“心态史”，但用的是文学数据。当时我竟无理论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历史的“方法”，但却胆大包天，在费教授压力下坚不退让：他让我只写一个作家，我响应说至少要写半打，甚至更多，为什么不能写一本“集体传记”（group biography）？言下之意，似乎把自己抬举成了“五四”作家的代言人。主观的意愿太强，甚至自己不知不觉间也跟着“浪漫”起来，并以此作为我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于是“文如其人”，连博士论文也变成了我“人生哲学”的一部份，把父母亲那一代人算作浪漫精神的代表，而把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一股脑儿算在“五四”的账下。
论文的构思越来越大，决定除了徐志摩之外，还要写郁达夫，因为郁的故作颓废，其实代表了浪漫心态的另一面。林纾则成了浪漫的“先驱者”，但又觉得不够，遂突然想到以前在史华慈师地下逐期阅读《新青年》的时候，偶尔发现苏曼殊这个在五四刊物发表的小说“碎簪记”，竟然浪漫得惊人，而且是用旧式“才子佳人”的写法，恰好可以与林纾搭配。有了这四个主要人物，我仍嫌不足：“五四”的浪漫情怀如何会演变成一种革命的情绪？于是又不得不加了一章，探讨三个既革命又浪漫的作家——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内中萧军最容易写，因为可以用我早已写好的硕士论文（也就是第一堂修史华慈师课时所写的论文），而对郭沫若和蒋光慈的论述，则可引用David Roy刚出版的书和台大业师夏济安先生的一篇论文，不必费太大功夫（因此也成了后来论文出书时最弱的一章）。
然而，为五四文坛作一个历史背景的素描，却煞费周章。记得我每天在燕京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就是在搜集五四文人和文坛的资料——逐本逐本地读，不论是正史野史，每本都读，积累了将近一年，才逐渐感到“文人”本身就可作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文坛”作为一种社会空间里的不成文“制度”更是饶有风趣（那时我还不知Habermas和Bourdieu为何许人也）。把这些大批资料写进论文，再加上四位主要人物的传记和作品研究，最后当然还须要有一个史华慈式的“思考”（reflections）作结论，真可谓洋洋大观。后来论文写成装订时，足足有两大本，合共一千多页！说来好笑，我的哈佛学生冀一新（Robert Chi）在我的退休餐会上说：他考虑是否申请到哈佛读研究院的时候，曾先到图书馆去察看两篇论文：一篇是他父亲当年在哈佛写的，短短不到一百页；另一篇就是我的，馆员拿出一本后，他正要拿到阅读室看，馆员又拿出来一本；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拜我为师！其实在我那个年纪，哪知天高地厚？也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尽情写去，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了要出书时，费教授来信说：你的“大作”至少要删掉一半，否则出版社不会接受。
美国的研究生到了论文的阶段，皆会申请一笔研究费到别处图书馆或其他学校访问研究，也算是一种游学。每年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都接待不少他校来的研究生，到此搜集论文资料。而哈佛的研究生的去处反而不多，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所以不少同学就趁此机会到香港或台湾地区，一方面作论文，一方面再加工学中文，以备阅读中文数据之需。我当然无心作此打算，于是异想天开地要申请到欧洲去游学：既然要研究徐志摩，当然也要像他一样，先到英国康桥，再到其他欧洲国家去游历，并借机找寻灵感。竟蒙费教授答应，给我两千美金的研究费，任我这个“自由人”（free spirit）到欧陆遨游。
这真是一个一生难求的机会。友人董桥说：我的学问一半是走出来的，一点也不假。“游”学时对我的意义之大，不亚于旁听大师级教授的课，因为我可以在游历的过程中吸收更多的文化知识，而且百闻不如一见。当我抵达康桥，看到“三一学院”和“皇家学院”后面绿油油的草地的时候，真觉得徐志摩的英灵与我同在，甚至互相交流。到了康桥的第一天傍晚，就在学院的后园散步，走累了就驻足于教堂旁边，眺望眼前不远的“康河”（Cam River），遥想当年徐志摩和林徽音在此流连忘返！这还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拍摄前三十多年的事。
那年是一九六八年，我在六月初就乘哈佛学生廉价包机直飞伦敦，住了一阵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康桥，在踏寻徐志摩的踪径时，还爱上一位异国女郎，并以此为题写了我第一篇中文散文，寄到台湾地区发表，从此也步上“文人”之途。徐志摩带给我的灵感，岂止是他的几首名诗和散文？我整个的“心路历程”都和他“心心相印”，只不过他英年早逝，没有活到中年老年，也缺少了自我反省的时间和空间，但他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仍然令我羡慕万分。
除了英国之外，我在半年期间游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事先并没有充份计划，只是随兴之所至，到处漫游。当时我仍持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申请各国签证变成最头痛、最费时的一件事，但我仍然没有气馁，在伦敦就跑遍了不少领事馆，竟然凑巧得知那一年南斯拉夫开放一年，不须签证即可入境，于是我又多加了一段行程和冒险经验。
我的欧游行程如下：先在伦敦和康桥住了两个多月，美其名曰研究和找资料；然后到德国和奥地利（刚好赶上撒而斯堡音乐节）；再由维也纳坐火车入南斯拉夫，然后到希腊，再坐船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北上到法国，在巴黎留连了一个多月，再去比利时和荷兰，到了深秋又折返伦敦，重游康桥后，再北上到丹麦、瑞典和挪威，再南下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返美。一九七○年夏我到香港任教之前，又重游欧洲一次，这两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父母给我的名字——欧梵——真的藏有深意，我似乎必须经历一个“欧”洲的人生阶段才终会“一笑拈花出梵天”。
欧洲对我的意义何在？真是罄竹难尽。它展示给我一个渊源流长而又多彩多姿的文化传统，让我领悟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多元的西方，美国文化仅及其皮毛而已。这块大陆也充满了历史和回忆，和任何欧洲人谈话——包括我常到处寄居的女房东——都不自觉地说今道古，而过去其实就是现在的一部份。在欧洲我也感受到不少各国的文化基础：在英国的小镇看莎士比亚；挪威的奥斯陆参观格里格（Edward Grieg）的故居，撒而斯堡到处都是莫扎特；巴黎的罗丹博物馆我至少去了三次；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徐志摩译作“翡冷翠”，美得迷人；在巴黎赛纳河左岸，我到处找寻巴金去过的地方，又到里昂去搜集“勤工俭学”的资料，差一点改了论文题目；在西班牙看斗牛，就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海明威小说。甚至在南斯拉夫的古城Dubrovnik，还刚好赶上一场传统的音乐会。
到我返美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汉学家”或“中国研究”的专家，虽然授的课是中国史，但晚间写我的博士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