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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
第一部分第6节：战争中的日本人（1）
⊙在战争中，日本人认为救助受难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撤退的时候军医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同胞简直犯了虐待罪。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对战争的独特看法，不管这些看法间的差别有多大，其中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相同的。例如，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该考虑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等等。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在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时，我们不必过多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尽管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或许这个特点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也不必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重要。
日本人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们该呆着的地方去”。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时起了哪些积极作用。
同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