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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国语课本是这样写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后世所敬仰……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自杀，这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浪人们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情义”和“义务”都作了最高的偿还。
这首日本史诗由于版本不同，文字运用和细小情节上可能略有差异。在现代电影版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被改为色情镜头。吉良侯由于对浅野侯的妻子心怀不轨，追求其未果。他才故意教浅野侯错误的东西，使之受辱。虽然在片中，贿赂的情节被删除掉了，而有关“情义”的一切义务则描绘得更为夸张。“为了情义，他们抛妻弃子，甚至弑父。”
“义务”和“情义”发生冲突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主题的基础。最为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取材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这位将军继位时年纪尚轻，没有半点经验。当时，对继位将军人选的讨论导致了幕臣们的分裂，一些人想拥立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近亲。其中有一位大名，因为意见未被采纳一直牢记失败之“辱”。虽然将军成长后很有政治才干，这位大名却一直在等待时机谋杀他。一日，将军及其亲信通知他，他们准备巡视几个藩国。这位大名企图抓住接待将军一行这个机会报仇雪恨，实现“对名誉的情义”。事先，他就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堡垒，堵塞一切出口并层层包围。他甚至还计划好了制造墙倒屋塌，把将军一行砸死。当然，他的阴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对将军一行的接待是十分丰盛的，还命一位家臣舞剑为将军助兴——这位家臣得到指示在舞剑的最高潮时刺死将军。按照“情义”，这位武士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但是，“忠”的原则又禁止他刺杀将军。银幕之上，武士的舞剑姿势充分展示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心情：他必须行刺，他又不能行刺；他就要行刺，但又不想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威力更加强大。他的舞姿渐渐地乱了，将军一行顿时产生了疑心。他们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铤而走险的大名于是下令毁坏房屋。将军刚刚躲过舞剑者的剑，却又面临墙倒屋塌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舞剑家臣走上前去，引领将军一行通过地道来到安全空旷之地。“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表向舞剑者表示万分谢意并再三邀请他与他们一道荣归江户（东京）。那位武士回头看了眼即将倒塌的房屋说，“不，我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义务，我的情义”。他离开了将军一行，转身跳进废墟中死去。“通过死，他兼顾了忠和情义，使二者合二为一”。
古代的传说并没有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到了近代这一冲突则成为一个主要的题材。近代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为了“义务”和“情义”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渐渐减弱，反而得到了大肆的渲染。就像日本的战争影片容易使西方人感到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常常使我们认为它似乎是在追求一种自由——一种按照自己的心灵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就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冲动的明证。但是在议论小说情节或者电影剧情时，日本人的看法往往与我们相左。我们之所以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正在爱情中或者怀有某种个人雄心。而日本人却批评这种主人公是弱者，因为他放任感情而不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方人很可能认为，反对陈规陋习并且克服障碍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是强者的标志。但是日本人则认为所谓的强者，应该是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反抗，而且表现为服从。因此，西方人看过日本小说和电影以后的体会与日本人的理解截然不同。
在评价自己或周围认识的人的生活时，日本人都使用同样的标准。他们认为，在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关注个人欲望的人就是弱者。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是这样判断的。不过，其中与西方伦理最直接对立的当属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孝的世界”中，他的妻子位于边缘的地位，其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他的义务很清楚：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接受母亲的决定；即使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已经给他生了孩子，那也只能让他的道德品质更加“坚强”。日本人有句谚语：“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子视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是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成了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人。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也不能被置于义务的中心。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或同祖国的感情相同的地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件很有名的丑闻：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前说，他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与妻子重逢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为此他备受指摘。其实，他应该说他高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见到了富士山，以及能为国家的使命而献身。而他的妻子则是不属于这个层次的。
第六部分第54节：道德的困境（4）
进入现代以来，日本人自己对如此强调道德准则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区别也是不满意的。日本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至高无上的信条。正如日本政治家通过把天皇置于顶级，消除将军及封建诸侯，以简化等级制一样。在道德领域内，他们努力通过把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的范畴之下来简化义务体系。通过这种办法，他们希望不仅把全国统一于“天皇崇拜”之下，而且还能减轻日本道德分散状态。他们力图教育人们，实现了“忠”的人也就完成了其他一切义务。他们力图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楔石。
这种计划的最权威声明就是明治天皇于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昭》。这份敕昭连同《教育敕昭》都是日本真正的圣谕。日本没有一个宗教拥有圣典：神道教没有经典；日本的佛教各派有的以不著于文字的东西为教义，有的则以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类来代替圣典。而明治天皇的敕昭才是真正的圣典。宣读之时，应该保持庄严肃穆。听的人要毕恭毕敬，鸦雀无声。其虔诚程度犹如犹太教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经。每当捧读时从龛中恭恭敬敬请出，在听众散去前再恭恭敬敬送入龛中。负责宣读的人如果念错了一句，就得自杀谢罪。军人敕昭主要是颁赐给现役军人的。军人要逐字逐句背诵，并且每天早晨都要默念十分钟。重要的民族节日、新兵入伍、期满复员及其他类似的场合，都要在军人面前隆重宣读敕昭。中学和深造班的男生也都要学习《军人敕昭》。
《军人敕昭》是一份长达数页的文件，它条理分明，结构清晰，而且文字严谨。但对西方人来说仍然是让人费解的，因为内容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善与德被标榜为真正的目标，并且以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说明。敕昭告诫民众不要重蹈古代那些死得并不光彩的英雄豪杰的覆辙，因为他们“罔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Losing sight of the true path of public duty，they krpt faith in private relations）”。这是日本官方的正式译文，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却也很好地表达了原意。《敕昭》接下来讲：“这种古代的事例，你们应当引以为戒。”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各种义务的“势力范围”，我们是很难得出这里所说的“引以为戒”是何意义。整个敕昭表明，官方在尽量淡化“情义”而提高“忠”的地位。在敕昭的全文中，日本人通常含义上的“情义”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它不提“情义”，而强调有一个“高级法则（大节）”，这就是“忠”。此外还有一个“低级法则（小节）”，就是“空守私人关系”。敕昭极力证明，“高级法则（大节）”完全可以使一切道德成真。它说“所谓义，就是 ‘义务’的履行”。尽“忠”的军人必然有“真正的勇气”。所谓“真正的勇气”就是“日常待人必以温和为先，旨在赢得他人爱戴和尊敬。”敕昭还指出，只要遵从这些教导，就不必求助于“情义”。比起“情义”来，“义务”就应该是“小节”，人们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才能承认它。
“如果你既想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