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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榕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曾发表过回忆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人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思想家孟肯（H。 L。 Mencken）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
！”（To die for an idea： it is unquestionably noble。 But how much noble would it be if men died for ideas that were true。）我始终相信，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我知南榕、我思南榕，特高其明而光其大，以责众生、以昭来者。是为序。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
附录一
言论自由第一优先（郑南榕）
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
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因此本刊的第一期特地以他作为封面人物。同时，李敖先生在隐居生活中，犹自抱病接受本刊的访问，畅谈他对国民党、党外以及“两性观念”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有些观点尚未充分发挥，李敖先生将于他自己的《千秋评论》、他跟朋友合写的《万岁评论》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继续谈论。
自由是宝贵的政治权利，其中的一个单项言论自由更是目前难以获得的宝贝。我们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当中，邓维帧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将，现在重新披挂上场。邓维桢先生在本刊开辟政治问答的专栏，每期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期的问题是由本刊编辑部提出的，欢迎本刊读者来函问问题。
特赦一直是党外复杂而痛苦的情结，尤其对美丽岛受刑人家属更是如此。我们请李敖、本刊社务委员余陈月瑛，以及党外女作家曾心仪提出他们的看法，关于大赦及特赦则有一篇定义性的文章。
本刊将努力把岛内（包括彭湖、金、马）各地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让各种声音及意见表达出来，使大家不致视野过于偏狭，使大家能互相关怀。
同时本刊将尽量扩大视野及触角，致力于把这本周刊办得真正像外国有名的新闻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样的综合性及可读性。
我们希望党外至少能办出七份周刊，轮流上市，以打破国民党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阐释自由的真义，刘福增先生为我们写一份《与其投奔自由，不如争取自由》的特稿。以上这些精采文章及新闻，敬请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教。（《自由时代》创刊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附录二
欢送政论家 欢迎思想家（郑南榕）
——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
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
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
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煌、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合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
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
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去年三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帧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
果然，“李敖总监”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不同凡响，一年下来已经打开响亮的知名度。
今午三月，李敖与我一起检讨各自的事业，李敖说海外只传诵他的“政论家”的名声，却没有肯定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地位。我才幡然醒悟，即使这样子的纯挂名，我也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太多的“应酬”，却是“以私害公”，害他不能在《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等等著作上用功。四月二十五日就是他的五十大寿了，不见这些“名著”结集出版。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大事业，何必为小政权、小政客白白荒废了呢？
因此，李先生提议辞掉“总监”挂名时，虽然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我却答应了。我答应时开玩笑地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宁愿李敖不做政论家，只愿见到他是思想家。
因此从本期开始，李敖先生正式辞去本刊“总监”的挂名。让我们“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希望李敖先生的思想史大作能够早一日问世。（《民主天地》第七期，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
八月十一日台湾时报登“曲军成请求平反冤情”，报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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