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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后三个多星期，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宋希濂将军就寄来十五份资料。他附信说：“李敖先生：春节发来一信，想已达览。兹由邮寄来资料十五份，可供参考，将来拙著付印时，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当可寄来，专此敬颂春安。宋希濂。三月三日于纽约。”
三月三十日，我复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九月五日信收到后，旋由李蓝小姐携十月七日信来，面商出书渚事，想蒙转达。后以彼方中变，我向大风先生提出变通办法，先生亦觉可行，甚感先生与我皆能就大处着眼，成此佳话。今年二月七日先生惠书后，三月三日寄来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发排，并悉遵尊意处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照片处理上太模糊不清，无法翻制，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鹰犬将军》出台版后，如有可能，我想把汪东林的《宋希濂今昔录》等亦予新版，该书前面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为留意。”“前年俞济时约我一谈，我以不欲见人，故拒绝之。他所知内情独多，以与蒋关系过深，故不肯透露。孙元良回忆录在台出版，很多话不敢说，其人适如尊论。”“《鹰犬将军》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见闻，一定还有不少，极盼能以拾遗方式，一条条写出。例如先生所知蒋的种种，当不止于尊著中所忆数点，如能以札记体裁，随意写出，其珍贵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国山水之胜，当遵先生之嘱，有机会当往一游。目前为大量工作所困，恐动弹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强，尚遨游于祖国山水之间，真令人歆羡也。即请大安。李敖。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
我的信寄出后，适接大风电话，知道宋希濂将军已赴大陆，无法及时收到我这封信了。直到十一月十一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的回信，内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对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健康欠佳，心情不怡，七月初从大陆回纽约后，一直拖延了三个月才写信给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负责人几次商讨，最后才说服他们，不取版权，只要不修改原书的主要内容即可。他们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册，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说估计最多印五千册，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过一百本和对方商谈，最后他们同意了。”“二、我这本自传于一九八六年冬开始发售，二万五千册到一九八七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云南、四川，今年到长沙，还有不少来纽约的故旧，向我索书，无以应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陆取得统治后，对八年抗战过分地渲染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事迹，极少叙述。自邓小平当权后，为了对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才稍有改进，拍摄了一部《血战台儿庄》，也鼓励参加过抗战的人如实地写述史料，并有选择的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我的自传发售得这样快，主要是除亲朋故旧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爱研究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两万册在大陆发行也会有销路，但您知道，至少在目前是不会这样做了。尊处如印五千册，估计在台售出三千册，在香港可售—千册，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册。请您审势决定。”“三、有几位好友对我说：书名题为《鹰犬将军》，未免太自贬了，不如自传为好。这当然是好意，但我反复思考，觉得我国六七十年来，国民党强调‘以党治国’‘以党专政’，言必称‘党国’，把党置于国家之上，大有‘朕即国家’的意味。因此，我感到今天必须强调军队的责任在于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反对军人割据自霸、分裂祖国，更要反对军队成为党派或某个政治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您那篇《我是天安门》的大作，真是写得好极了！因此我请求您在再版序言，以您那文学天才，把我上述的想法，含蓄地表达出来。”“四、寄来照片十八张，有十一张是我在抗战期间（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获得的，还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就从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在一九四九年战场中遗失了。附来的是从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一书中剪下来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张之后，其余的由您安排。”“您上次来信嘱我就过去和蒋介石见面多次，谈话内容回忆记述，我在当团长以前，见蒋次数不多，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蒋‘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解庙行之危的那一战役。以后见面有些关键性的谈话，在书中基本上写了。俟回忆另有所得时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启。”
我在上面发表宋希濂将军和我之间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的保存有关出版《鹰犬将军》的每一细节，由细节中的各种角度，来窥见成书不易、来理解经营之难。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将军爱国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怀抱的几许原貌。宋希濂将军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当。庚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乎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宋希濂将军“平生”部分，原书俱在，已存信史；“志事”部分，以他的谦和冲淡，有待发明，我愿在报告出书经过之后，试为申义。
宋希濂将军纵横于疆场之上，他在抗日方面的功勋之烈、志事之苦，本来已是一个完美的、不朽的句点。但是中国之命运，正《庄子》所谓有“数存焉于其间”，宋希濂将军在家破人亡、备遭大难之后，却又否极泰来、别开新章。他的人生，在句点之后，又转入惊叹号。他以一介“战犯”，观礼于天安门，目睹祖国的兴盛；复以劫后余生，存活于北京城，身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云游于美利坚，乐叙天伦的难逢。更可贵的是，他不以亲人团聚为已足，不以延年益寿为已足，不以做自了汉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为海峡两岸的生离死别为忧，呼吁亲人互相探访、中国和平统一。在他寄给我的文件中，我最为他七十八岁和八十二岁的两段文字动容。他写道：“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自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服役军中，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止，在这二十六年中，没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几乎是无役不从，曾受伤过三次。我这一生，确曾身经百战。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无比苦难和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苦痛。因此，我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一直主张和平统一。我坚决反对祖国的分裂，也坚决反对内战。来美四年，在子女们的关怀下，享天伦之乐以终余年，无心过问国事。但由于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常常有人来问我的意见或者邀我参加某些座谈会，我总是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统一、希望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作为发言重点，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但有些人听不进去，诬蔑我是在为中共搞统战。”“几年来台湾统治集团坚拒和谈，并高唱‘反攻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高调，但自己并没有实力进行反攻，妄想大陆人民起来推翻中共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幻梦。长此拖延下去，最后势必导致战争，这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局势发展到要打仗，不论双方胜负如何，可以断言，牺牲最多的必然是台湾同胞，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台湾这块地方。”“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认为，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分裂的原因我们先不要去管，应该着手的是努力结束分裂的局面。邓公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做出了大设计，经国先生生前开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陆探亲，为两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辉先生继任，声明继续开放政策不变，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不只开放探亲，而且也可以开放通商，来往的人多了，经济互惠了，这统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