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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格兰特基金会的另一个教师同事波蒂莎，从耶鲁毕业后决定当一个独立电影导演，为拍片子走南闯北，从加拿大走到墨西哥。到现在尽管仍然没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但她的生活，绝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
在私人生活方面，我有两个好友已经分别在去年与今年结婚，其中一人已经当了母亲！初听到这消息，我惊诧不已——感觉上，有些人看我都还是个孩子呢，怎么我的同龄人已经开始哺育下一代了？再一想，也不早了，二十五六岁，我们父母那一辈在我这个年龄不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吗？
校园中的另一群经常被人遗忘的人们——耶鲁的乞丐们，还如往常一样在校园内外出没。“卖花姑娘”还是在耶鲁的星巴克或是三明治店前卖花，几条街道以内都能听到她的大嗓门。而“莎士比亚女士”在那场关于她的电影上映之后，导演把全部盈利捐给了她。这几千美元对她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因此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在街道上见到她的身影了。
而我自己呢？这五六年中，我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变换了无数次——大学生、外籍大学英语教师、社会调查员、图书馆助理、无业游民、公司经理……
在欧洲游荡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所在地纽黑文，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教育培训公司当经理，我爸调侃说，大小是个“副科级”领导干部了。因为公司小，倒可以全面锻炼能力，从设计培训项目，到维护公司网站，从推销培训产品，到与投资人谈判，从招聘员工，到管理资金……都需要凝神费心，不敢懈怠。让父母尤其不放心的是，我经常得单枪匹马开着辆面包车，上面装满各种投影、音响器材，起早摸黑长途跋涉六七个小时，到各个州的大学、公司、机构，去独当一面地主持培训项目——深夜迷路是家常便饭了。这里面的故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在业余时间，我仍喜欢偶尔调点五彩缤纷的鸡尾酒，不过主要是给自己与朋友观赏和品尝，无法施展这门本事来赚到“高薪”。
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里写到的人和事，我要感谢多维新闻网的负责人何频先生，他对我的写作投注无限的信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软硬兼施地鼓励我每星期一篇，以“专稿”的名义，在多维网站上重点推出。在我父亲对我的文章大泼冷水之际，何频先生总是坚定地支持予以发表。我体会，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我的文笔有多么好，而是他期望更多地能够通过我的文章，使中文读者了解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的动态和看法。我的文章是否有代表性？其实未必。去年秋天，我因为既要承担全盘管理公司的责任，又要力拼报考法学院，超负荷运转的日子里，我不得已中断了专稿的写作。好在现在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担任某种“代表”的压力也就可以渐轻。
我父亲对我的文章挑过很多刺。尽管我曾经对他的推敲大表不满，但是后来有时也暗自承认他的指点对我还是非常有益的。试想，每个星期只有与父母通两三次电话的时候才能够敞开了说中文，而平时从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到深夜睡觉最后一个梦境，都得用英语（偶尔还得用德语），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来练习、改进中文，在写中文文章时，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就成了绝对难免的事——当然这不能用来作我写作进步甚慢的借口。而对中文读者的需求和趣味的了解，父母比我有更大的发言权。
大学期间，经常听见老校友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耶鲁的校歌我也不知唱了多少遍：“明亮的大学年代，多少欢愉，人生中最短的、最快乐的时光！”当时感触并不很深，毕业后这三年里却深切体会到，在耶鲁的四年是多么的奇妙。感谢母校，也感谢我开明的父母，给我充分的宽容、信任与自由来塑造自己的性格，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我们有时当然不免滥用这些自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谢能拥有这样一块自己的空间，能从各种经验与错误中吸取教训，能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成长。
明年，我准备重返校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学学者。到那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故事与读者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