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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麻省理工学院到普林斯顿大学，“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答案五花八门，理由更是让人捧腹。例如：
哈佛大学：一个学生——他握着电灯泡，全世界都围着他转。
哥伦比亚大学：76个学生——一个换电灯泡，50个举行集会要求不换电灯泡的权利，另外25个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耶鲁大学：零个学生——因为纽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来顺眼些！
注意到了吧：对别的学校，调侃的都是学生的自负、偏激，惟独对耶鲁，嘲弄的却是所在的环境。
“黑暗”是纽黑文这个破落小城的外观，贫穷才是症结所在。城里的居民贫穷，没有购买能力，许多商店、餐馆、咖啡馆自然不愿在这里开业。到晚上举目四望，只有校园一带的几条街比较繁华，商店餐馆灯火通明；稍微走远一点，就满目尽是残败破落，昏黑冷清。没有消费和娱乐场所，老师学生们不敢、也没必要去那些地方；而行人稀少，就更加剧了残败破落，昏黑冷清……如此恶性循环，城镇风貌每况愈下。
另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是：城里的居民贫穷，文化水平也低，除了售货员、送货工一类既不大稳定、收入也比较菲薄的工作，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找到更为理想的职位；而因为经济条件不佳，他们为子女的教育投资也就更力不从心。
一边是耶鲁：美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进来的是所谓“尖子”，出去的是所谓“栋梁”，在美国的政界、金融界、科技界、文化界大显身手，靠着校方的经营，财大气粗——我曾经勤工俭学当过校友返校聚餐时的“调酒师”，得悉校友对母校回馈起来一出手就是天文数字，仅仅毕业45年那一届校友的聚会，一次就捐给母校2；500万美元；而另一边是纽黑文……咳，就不说了吧。
这样的两边，就算校园没有围墙，城镇街道与校园浑然一体，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社会藩篱、文化屏障、心理鸿沟也是截然分明的啊。
不过，从我上大学的前几年开始，耶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承认帮助纽黑文摆脱困境，耶鲁责无旁贷。想想吧，那个换电灯泡的笑话中，对耶鲁仅仅是嘲笑环境么？“零个学生——因为纽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来顺眼些”，这不也就是暗讽耶鲁没有一个学生去改变纽黑文的现状，让它在光亮下也看得顺眼吗？
耶鲁开设了一门社会学的课，专门研究纽黑文的社会难题和解决之道；耶鲁与纽黑文的高中有好几个合作项目，让耶鲁的学生为学习有困难的高中生义务解答难题，指导复习。而从1999年初春开始，我也被以美国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命名的一个基金会聘任为教师，后来还一度“荣升”为这个机构的教学总监。这个基金会正体现了上面所说到的认识，是由耶鲁大学的学生创立和管理，为纽黑文市“家境贫苦又成绩优异”的六、七、八年级中学生开设英语和数学加强班。
耶鲁校方对这个由学生发起的基金会是很支持的。很慷慨地提供了教室和其他很多便利，耶鲁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像当时的校监理查德·布罗海特，转赴哈佛任教的著名黑人学者亨利·路易斯·盖兹等人，都当过格兰特基金会的理事，或者曾在学生时代为基金会出过力哩。
格兰特基金会在教学内容上放手让聘用的学生教师自由施展，但对教学责任的要求却一点不含糊。我被聘用后，基金会执行总管，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日裔耶鲁学生野树，详详细细地交代：
开学之前要写好本学期教纲，定好教学主题；每周给学生上课两次，每次一小时，每次课至少要用一小时备课，每次上课要给学生发下“本课内容提要”，想对学生提的问题也印在上面，让学生一目了然。每次课后要写一篇总结，越详细越好，记录每个学生的课堂表现，谁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每学期要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老师要设计拟出考题，考完后要写出对每个学生的期中和期末评述，给出标以从Ａ到Ｆ（不及格）的成绩……
嗬！
不仅要和学生打交道，教师每星期还要与每个学生的家长进行一次电话联系，这些孩子都属于低收入家庭，往往还是“问题家庭”，单亲啊，由祖父母照管啊，什么的。教师要通过这种方式，帮他们认识自己孩子的潜力，提醒和鼓励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说不定，还能从一个侧面帮助他们提高对生活的自信心呢。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减少了纽黑文的社会隐患，提高了城市的质量。
要达到这些要求，担任教师的耶鲁学生真没少花精力。我的一大半课余时间都投到基金会的教学上了，别的学生教师也同样。虽然很累，但是，真要对改变纽黑文的面貌干一点实事，总不能只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吧。
第三辑 读书教书带黑孩子领会经典戏剧名著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些学生教师付出了多少心血吧。
每个周一和周三下午四点半，我都会准时来到格兰特基金会，等我的学生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三深黑一浅黑，都非常聪明！——到齐上课。
那个学期，我给学生的两道主菜，是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和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剧作《刺杀者》，一篇古代，一篇现代，主题都是有关价值观念的选择。前者，安提戈涅的哥哥因为反叛国王被杀死，国王下令把他的尸体扔在野外示众，不许任何人埋葬他。古希腊人相信人死后，尸体被埋葬后其灵魂才能进入阴界，否则，阴魂就会永远游荡，不得安息。安提戈涅于是面临着两难：是遵守国王的命令，任自己哥哥曝尸野外，还是触犯国王的权威，安葬哥哥让他灵魂安息？
《刺杀者》则讲沙皇俄国一个革命组织谋刺亲王的故事。他们好不容易探听到了亲王的活动日程，知道他将在某时经过某地，决议向他的马车上扔炸弹。这项危险使命落到一个刚参加组织的贵族年轻人身上。因为他入伙不久，出身令人生疑，这项任务就成了对他的考验，决定着他是否能获得同伴的信任。可是，他却没能成功——在正要扔出炸弹的一瞬，他瞥见马车上还坐着亲王两个孩子。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意味着杀掉两个无辜的孩子，可怜那两个孩子就意味着把亲王本人也放掉。两难面前，他选择了后者。剧本后半部分，他的同伴围绕着这个选择展开了激烈争辩。
《安提戈涅》这个剧本选对了，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刺杀者》这个剧本却选得欠考虑，生词较多，人物对话也较为抽象——哲学家写的嘛。课堂讨论总是纠缠在“把剧本弄懂”的乱麻中，连我有时都觉得无聊。孩子们一打开剧本就大皱眉头，尤其是性格外向、好恶都写在脸上的那个女生梦娜，会十分夸张地伸懒腰、打哈欠，大嚷：“我们怎么还不上数学课？”
英语老师们每周都要开会交流。我遇到这个难题，便向其他老师求援，马上得到了一大堆忠告。经验丰富的查德再次强调：要把作品与学生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设身处地，如果自己面临同样的难题，会怎么办？聪敏活泼的印度女孩波蒂莎热心地传授说：她的做法是在课堂上组织各种活动，唱歌、绘画，或者按照剧情演出。
安静腼腆的约翰教八年级学生的英语，他这学期的主题是莎士比亚，讲授《李尔王》、《第十二夜》等四个剧本。他介绍他的做法是给学生写“剧情简介”，帮他们把握较难的情节和生词，课堂上则可以腾出时间来侧重钻研较容易的章节。约翰强调说：“毕竟，英语课教材并不是越难越好，以致于使孩子们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让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名著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与自己生活和喜好相通的东西。”
茅塞顿开！
我马上动手改进，决定跳过剧中最抽象复杂的几幕，而专注于点明中心思想的一幕。这样一来，学生们阅读的负担轻了许多，反而可以读得慢一点、细一点了。果然立竿见影，学生们都提起了兴致。
第二周，我趁热打铁，决定在课堂上组织一次“革命审判”，让那个革命团体内部组织一个临时法庭，“起诉”那个没能刺杀亲王的年轻人：罪名是违反命令，放弃任务，致使革命蒙受惨重损失。我让女生布莱妮当那个年轻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