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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一样，是耶鲁著名的一景。
“小妹妹，你要来一朵花吗？……这位兄弟，你想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隔着两条街就能听到她的大嗓门在热情地叫卖。她一般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手拿着一大篷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过路人们推销。
有些人真的向她买花，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并不纠缠，仍用同样的热情祝他们今天一天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许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这在耶鲁的无家可归者中是很罕见的。耶鲁的乞丐们最大的抱怨之一就是没有人理会他们，没有人与他们平等地友好地交谈。大部分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或是把他们当成像路灯和路边长凳一样的物品，而不是一个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但安妮特似乎没有这个麻烦——在耶鲁这个大社区中，她有许多朋友。
我在大一时就已经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者报纸包着，每朵只有一个25分硬币那么大，花瓣蔫蔫的，开得无精打采。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不知是从那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没有什么固定的地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内的街道中，穿着一件破旧的羽绒服，向过路人搭茬卖花。在我看来，所谓“卖花”，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更多的人虽然不买花，可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于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安妮特特别友好热情，给人暖乎乎的感觉吧？在校园内外所见的乞丐们一般都是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但安妮特永远是笑脸迎人。
我的室友格蕾丝几乎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每次都几乎是走开后就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然照买不误。
“我愿意给钱给她，她不像其他的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没有光指望别人施舍给她。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告诉我。
“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搭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
更有人坚持说：“我就是喜欢她的花。”
我终于相信，安妮特卖的花，原来真的是耶鲁学生们需要的一种服务。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
慢慢地，我也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1961年在纽黑文出生，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的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十年了。
她从不避讳谈她自己的问题。她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除了卖花以外，她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很短。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由于她自己无家可归，孩子由住在纽黑文，为耶鲁工作的父亲和继母抚养。
“我有很多问题，可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天天都能见到。”安妮特说。
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为安妮特无执照卖花，已经多次将她逮捕，并且以“扰乱秩序”的罪名起诉她。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他们还警告她，如果她再无照卖花，就马上把她关进监狱里。
卖花的执照要花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于是不能卖花了。没有花的安妮特没有了原来的笑脸，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向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望站在一旁注意她的警察。
“其实我以前也就是在向人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的记者说，“但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乞讨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全职工作，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如果有人向你讨钱，你可以给钱然后走开；但是我卖给你一朵花，你就可以与我交谈。花是无辜的，并且给我很多机会认识朋友。”
文章登出以后，在耶鲁的社区中引起的反响是出乎我意料的，同窗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和学校的报纸抗议，我的一位相当熟的同学在《耶鲁每日新闻》上登出了一篇评论，开场白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可能要入狱三个月。她的名字叫安妮特。”
有人在来信中说：“任何认识安妮特的人都知道她爱这个社区，而这个社区——除了警察以外——也爱她。”
还有人说：“没有她的花，耶鲁就不像以前那样温暖与友好了。”
一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开始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来给安妮特缴纳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包括我在内——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或发去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在耶鲁校警总部门外的台阶上留下一朵小花――就是安妮特经常卖的那种。
安妮特的朋友们甚至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卖花的艾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这场游行。在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拿着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她的卖花执照。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我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和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第二辑 校内校外耶鲁校园乞丐剪影之三
“我给你们背诵一段莎士比亚”
第一次见到“莎士比亚女士”，是在大一的第一学期，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冬天一般是无家可归者们最活跃的时候：在天气热的日子，他们可以睡在公园里的草地里或是长椅上，但在天气冷的日子，他们需要去附近为无家可归者们开的收容所，收容所每睡一觉要三块钱，这些大多没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在耶鲁的校园里游荡，希望有人施舍他们这三块钱。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正走在去中央图书馆的路上，突然一个黑影从侧面迎上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一个高而瘦的黑人女人，眼睛很大，但是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看上去憔悴不堪，身上裹着一件又破旧又不合身的毛衣，腿上肥肥的裤子显然太短——典型的无家可归者的打扮，典型的要讨钱的架势。
我们本能地躲开她：“对不起……”
可是她横在面前，直视着我们，问：“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背诵一段莎士比亚吗？”
这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愣了好一会儿，朋友才结结巴巴地说：“嗯……这……那……好吧。”
我的好奇心倒是被激发出来：这位看上去穷困潦倒的黑人妇女，还是个莎士比亚迷？
她清了一下嗓子，就朗声背诵起来：“噢这太、太坚固的肌肉也会融化……”还真的是莎士比亚，是《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一段独白。
尽管她看上去非常憔悴，但她的声音浑厚洪亮，中气十足，而且——充满感情，抑扬顿挫，该加强语气的地方加强语气，该停顿的地方停顿，念的真是相当不错，对莎士比亚的剧情和人物有相当透彻的把握呢。
她足足朗诵了三四分钟，然后停下来，充满期待地望着我们。“非常好！”我和朋友由衷地说，心甘情愿地各自掏出钱包，一人给了她一块钱。
她接过钱，说了谢谢。我们以为她会走开了，可是她还站在原地，望着我的朋友。“先生你一定是犹太人吧？”
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的朋友的确是犹太后裔，他有宽宽的前额和很高的鼻子，种族特征特别明显。
还没等我们接口，她已经自顾自地说下去：“我原来的男朋友也是犹太裔，当我还在耶鲁戏剧学院的时候。”
“你原来在耶鲁戏剧学院？！”
“是的，我是耶鲁戏剧学院毕业的，1980年。我叫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