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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脚，所以冠之以“夔”字。夔龙、夔凤时常和饕餮纹混合组织，例如相对
称的一对夔龙，就共同组成了一个饕餮纹。饕餮纹一般布置在器物上主要的
装饰面上。夔龙、夔凤纹在次要的装饰面上。
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也有直接取材于现实的动物的。最多的是蛇、
牛、虎、象、鹿、蝉、蚕等。
几何纹样除了排成行列的四瓣纹及圆涡纹外，最多的是不规则的云雷
纹，常装饰在空白处，作为底纹，或装饰在上面所说的幻想的或现实的动物
纹样之上（图43）。
殷代青铜器大多装饰丰富，花纹布满全体，并有上下层次，甚至高起如
浅浮雕；也有少数青铜器装饰简单，甚至朴素无饰或仅有一道弦纹。
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凸起的立体装饰。如器物的耳上或鋬上的牺首，或某
些器盖上的兽形钮。这些兽形具有殷代雕塑的一般风格特点及殷代雕塑处理
形象的特殊手法。
第五节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美术
一、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
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铭文内容
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
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
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濬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
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
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
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
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有铭文二
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
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
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
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
秋时代的演变（图25）。
二、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
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
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
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
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
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
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
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
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
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
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
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和东
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
米，重二○一·五公斤（图26）；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五
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图24）。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
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图29）、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
字，最长的铜器铭文，图27）、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
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
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图30），壶身遍布蟠曲龙纹，
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
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
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
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
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
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
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
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
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
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
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
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
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
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
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
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槃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
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
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
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
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
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
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
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
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
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
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
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
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
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
化都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
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
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
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
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
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
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
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
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
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
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