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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已甚普遍的佛教，也开始自燕赵一带大量流传到平城，而且随着北魏政权
的巩固，发挥了它的作用。明元帝拓跋嗣的时期提倡佛教，“京邑四方，建
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而来自
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称：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和尚也应该对他致
敬。
凉州（今甘肃，包括敦煌地区）自前凉（公元三○一—三七六年）张轨
的时期，佛教已有较大的发展。公元三九七—四三九年占据张掖一带的匈奴
人沮渠氏的北凉时期，凉州是很多有名的佛教徒聚居的地区。例如来自中亚、
翻译了大量佛经的昙无忏，在麦积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的玄高，玄高的学生
玄绍长住炳灵寺，都是凉州有名的和尚。今酒泉文殊山还保存了沮渠氏时期
的佛教遗迹。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灭凉，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
户（或作十万户）于平城，据说：“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魏
书·释老志》）
太武帝拓跋焘的时期，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
任，曾采取排斥佛教——“灭法”的政策。灭法期间（公元四四六—四五二
年），佛寺经像被毁，和尚被迫还俗，玄高亦被杀。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兴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十二月，下令恢复
佛教。在灭法期间隐匿起来的和尚师贤和昙曜，先后担任了统领佛教事务的
官职，此官职先名“道人统”，由师贤任之。师贤死后（公元四六○年），
昙曜代之，改名为“沙门统”。师贤和昙曜都是当年来自凉州的和尚。在恢
复佛教的同一年，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雕造石佛像，据说，石像的脸上和
身上的黑斑，和拓跋濬身上的黑子一样。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下
令在五级大寺，为拓跋珪以来的五个皇帝铸造了五尊硕大的释迦立像，都是
高丈六，用了赤金（铜）二万五千斤。这些举动都说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
王即释迦，佛教和政治在当时是密切结合的。
昙曜作了沙门统（公元四六○年）以后，为佛寺取得剥削农民的权利，
向皇帝索取了一部分户口为“僧祇户”（每年纳谷六十斛）及“浮图户”（为
佛寺服役并从事生产劳动）；翻译了一部分佛经；而他在佛教活动中最大的
工作是主持开造了世界驰名的、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云冈
石窟。
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和儿子（献文帝拓跋弘）都信仰佛教，
与僧人有交谊来往，并大修“功德”。他的儿子诞生的一年（皇兴元年，公
元四六七年）拓跋弘在平城修建了永宁寺，其中构七级浮图（七层的佛塔），
高三百尺，据说：“基架宽敞，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不久（公元四六九年前后），又构
三级十丈高的石浮图，上下都是用石块按照木构建筑修成的。他在公元四七
一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自己就以皇帝的父亲的地位成为积极提
倡佛教的虔诚的信徒。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大大地
发展起来。
孝文帝拓跋宏重视佛教的传播和教义的探讨，他曾在云冈继续修筑石
窟。同时他在政治上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到洛阳（公元四九三年）。
洛阳自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传道、译经的时候（公元四○一—四一三年）
起佛教已盛行，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作为北魏的都城，乃成为北方佛
教的重要中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不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学问的和尚，并且
在洛阳龙门，仿照云冈，修建了大规模的石窟。龙门石窟的修建工作，在此
后五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北魏的皇室，孝文帝的冯皇后，宣武帝拓跋恪，他
的皇后胡氏（史书常称为胡灵太后），以及一些贵族，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
他们为了死后赎罪并修来世，在这种信念下，佛寺、佛塔的修筑，佛像的雕
造，在洛阳以及其他各地，都兴起了一个高潮。
宣武帝拓跋恪在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并于永平三年（公元五一○年）
迎置于洛水傍的报德寺。又在洛阳建立瑶光、景明、永明诸寺。瑶光寺有五
层浮图，离地五十丈，寺中有尼姑住的房屋五百余间。景明寺和永明寺都有
房千余间。景明寺曾被描写为“复殿重房，交疏对雷。青台紫阁，浮道相通。
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堦墀。含
风团露，流香吐馥”（《洛阳伽蓝记》）。正光年间胡灵太后造七层浮图，
离地百仞。永明寺是为外国和尚建立的，可居三千余人。熙平元年（公元五
一六年），按照平城的旧式，在洛阳也增建了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离地
千尺，在百里以外就可以遥遥望见。上面有金铎一百二十，金铃五千四百枚，
有风的夜晚，铃声在十余里地以外都可以听见。浮图北的佛殿，形制和皇宫
的正殿“太极殿”相似，中有丈八金像一尊，中长金像十尊，绣珠像三幅，
织成像五幅。因而永宁寺为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的佛教建筑。洛阳城内的佛寺
数目，到北魏末，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在河阴之变（公元五二八年）以
后，遭到严重的破坏。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所见到的洛阳，已
甚衰落，而仍有四百二十一所寺庙。杨衒之曾把他的所见写成《洛阳伽蓝记》
一书。
北魏末期（约公元五○○—五四○年），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
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蔓延到其他各地，则出现了三万多佛寺，二百
万僧尼的畸形现象。
石窟造像的修建，在北魏末期在各地普遍出现，其中有名而且比较重要
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峡，河
南巩县石窟寺，等等。造像碑及单躯的石造像也很多。
公元五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佛寺、石窟、造像等仍在不
断继续建造。特别是在北齐夺取了东魏政权以后，在河北响堂山和山西太原
天龙山的大规模的石窟修建又恢复起来了。北齐时代开凿的若干石窟都成为
隋代石窟的先驱。北周夺得西魏政权，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听取儒、道、佛的
三方争辩以后，严格地制止佛教和道教的流传，并制止了大规模修建寺庙。
公元五七四—五七七年数年之间，佛教曾受到暂时遏止。麦积山曾保存了北
周时期的一些佛教遗迹。
二、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
（1）云冈石窟寺，在山西大同之西三十里的云冈堡。山名“武州山”。
前临河水名“武州川”。
石窟的开始修建，《魏书》上是这样讲的：“。。和平初（公元四六○
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公元四
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
人，帝后奉以师礼。曜白帝（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
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
卷一百一十四）
文成帝之后，孝文帝时也继有修建，除了帝室和贵族们修建的大石窟外，
小窟小龛的修建最迟延续到正光末年（公元五二四年）。
云冈石窟沿着武州山南麓，自东向西绵延一公里，全部编号为四十三个
洞窟，其形制较大的洞窟（长宽超过五、六米）约二十余个，其他还有一部
分洞外的佛龛。其间有两个崖谷，将石窟群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为第
一、二、三、四各窟。中区为第五——第十三窟。西区为第十四——第二十
窟及西端诸小窟（第二十一——第四十三窟）。石窟大都暴露在外，仅第五、
六窟前有清初顺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修建的木构建筑物一组。但云冈
石窟在古代可能是全部都有木构的廊阁殿堂的。北齐郦道元所见到的云冈石
窟寺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水经注·漯
水》条）可见当年四周环境原来不是如今天那么荒瘠的。
（2）云冈石窟群，如果按照修建年代及风格变化，大致可以下列四组石
窟为代表：（一）昙曜五窟，即第十六——第二十窟。
（二）第七、第八双窟。
（三）第五、第六双窟。
（四）末期窟龛，第十一——第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