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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解放日报》一版刊登一篇《何必“逗咬”》，显然是旨在保余。该文认为“学术之争，向来很难用‘正确’与‘错误’进行批判的”。话说得不错，但简单的文史差错是谈不上学术之争的，它倒往往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比如，该文提到“一本名为《石破惊天逗秋雨》的书”，其实这书名就搞错了。金先生的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用的是李贺的诗句，原诗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在这里，同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学术”可“争”。如果你一定要说“石破惊天”一样可通，否则便是“损害”了“创造性思维”，而且你的说法大行其道，那就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
11月26日，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周刊》发表孙光宣先生的文章《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转录如下：
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 孙光宣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解放以后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离休后担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因为和唐纳是老朋友，连带认识了蓝苹（江青）。夏其言为人忠厚正直，解放以后免不了与人谈论唐纳、蓝苹那段旧事，因此“文革”一来，就犯了“恶毒攻击”罪，受到张春桥的点名，被长期关押，受尽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负责写作组系统的清查工作。2000年夏其言因病住进华东医院治疗。同年岁尾，我致信问候，并向他讨一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他当即在12月21日给我写了回信，信中有一段提到了余秋雨先生：“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他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夏其言为什么要送这本回忆录给余秋雨？写作组清查告一段落以后，夏其言和余秋雨没有什么来往，夏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书给余的？这一切得从当年《新民周刊》34期上一篇轰动全国的“独家报道”《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以下简称“报道”）谈起。这篇报道气势很大，篇幅很长，周刊封面印了余秋雨的大幅头像，温文尔雅，光彩照人。全文分成好几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寻找最权威的结论”。能够给余秋雨的“文革”表现下“结论”的“权威”是谁？“报道”作者说就是夏其言，且看“报道”怎样运用生花妙笔，写下了采访夏其言的经过：夏其言“作为清查组的领导是有充分资格的”，“夏老不愧为一个老报人，至今信息畅通，记者不用多解释，他已知道余秋雨的处境。他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我一向敬重新闻记者，总认为他们是“无冕之王”，是人民和真理的代言人，但看了这篇报道却免不了困惑，我估计夏老很可能两方面都讲，一方面是余秋雨“文革”错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大家不要扭住不放；另一方面则希望余秋雨吸取教训，正确对待大家的批评。这才像一位革命前辈的气度和样子，怎么会像“报道”所写的那样轻浮随便呢？我把心中的疑问向《文学报》原副总编曾文渊先生谈了，他也有同感，于是彼此约好于10月13日同去华东医院访问夏老，谁知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夏老大光其火，向我们说了如下一番话：“2000年5月19日，也就是在我住院前四天，余秋雨先生陪了一名记者来看我，我原本不认识这名记者，当他向我采访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和余秋雨的‘文革’表现时，我因为余秋雨在座，没有回避的意思，只说关于写作组的清查，我已写过清查报告，你可以去市档案馆查，其他关于余秋雨的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根本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一类话。该周刊发表的报道事前既未送我过目，事后也未送刊物给我。前不久一位福建的亲戚送了一份外地摘载的报纸给我，我才知道此事，我对此深感气愤和忧虑。”
探望夏老以后，我和老曾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直叹气：怎么办呢？如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倒也罢了，现在知道了还不吭一声，岂非听凭“报道”继续愚弄广大读者？这怎么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如把真相披露出去，岂非大大得罪了余秋雨这位朋友？（这倒不是我们自作多情，攀附名人，实在是因为我、老曾和余秋雨早在石一歌小组里成了朋友）商量了半天，觉得不管是“交友”还是“做人”，总得讲原则，分是非，老曾建议我先写一个访谈纪要，送夏老过目后再说，我同意了。于是一周以后，我把访谈纪要（即前面所引那段文字）送去医院请夏老审阅。夏老完全同意我的记录，但觉得太简单，他表示要亲自来干，后来他决定写信向《新民周刊》表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并同时把抗议信转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女士（现任市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先生请求支持。夏老还在接见我时说，他在余秋雨领着记者前去访问时无法畅谈，只得提醒余秋雨：“文革”是个大灾难，作为知识分子和过来人，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总是有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夏老还谈了他自己的感受，他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新闻文化界尽人皆知的，但他在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革”十年琐忆》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被迫违心地喊过口号、写过大字报等等，都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了自我批评。夏老还把收有这篇文章的《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供他参考。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10节 《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
转眼间到12月中旬，《新民周刊》终于在2000年51期刊出了一则更正启事，指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经外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我看了以后很高兴，当即写信给夏老，祝贺他的抗议有了初步结果，顺便向他索要那本《回忆录》，夏老当即赠书复信，再一次谈到了余秋雨先生。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去快3年了，余秋雨先生拒绝批评的态度不幸为夏老所言中。不过，我想时间还来得及，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再辜负夏其言等前辈的教导，不要忘记我和老曾等许多老朋友的劝告，痛下决心，改正缺点。只要余秋雨先生认真改了，不管他近来频频攻击我是“诽谤者”，形容我发出“狞笑”，放言要把我送上法庭，我将不计前嫌，高举双手表示欢迎！
12月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余秋雨诉萧夏林侵犯名誉权案败诉后不服上诉，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告了余秋雨“法律苦旅”的彻底破产。 金按：此案的起因和经过情况简述如下：2000年，《书屋》杂志第2期发表了萧夏林先生一篇8000字长文《文化中的文化》。文中，萧夏林认为余秋雨在担任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