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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按：从学术角度来看上面引录的内容，章培恒的差错实在太多，而且错得十分荒唐。下面组织两篇文章对其进行批驳。第一篇是我写的《正解、误解和歪解》，着重驳他关于“致仕”的谬说和对“武林”来源的误解。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6节 正解、误解和歪解
正解、误解和歪解 金文明
章培恒教授发表在10月19日《笔会》上的《恐非正解》一文，对“致仕”的用法引经据典，提出了自己的“正解”，同时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我“诬陷”了余秋雨先生，还“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许多人读了这篇文章，都认为章培恒对我的指责，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我批评余秋雨用错了“致仕”，纯属学术问题，连余先生本人都没有说我“诬陷”，怎么会有劳章教授越俎代庖来给我上纲上线呢？至于“一夜之间名传遐迩”的嘲讽，就更有点近乎无聊了。讨论什么是词语的正解，用得着放这样的冷箭吗！
众所周知，“致仕”的正解是“辞官退休”。它始见于先秦典籍《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还禄位于君，就是辞官。此义沿用了两千多年，从来没有其他解释，可见已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词义，具有公认性，怎么能由哪个人想变就变呢？余秋雨在1998年出版的《山居笔记》中，破天荒地把“致仕”当作“到达仕途”来使用，显然是一种误解。我对他的批评，就是要用正解去否定他的误解，防止谬种流传，贻误读者。章教授为余秋雨辩护说：“余秋雨先生将‘致仕’用作到达仕途之意，有何不可？”然而他自己却在《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一章中写道：萨都剌“晚年致仕，寓居杭州”（下册第107页）。这里的“致仕”不明明是辞官退休吗？既然你自己按照正确的词义去使用，为什么偏要为别人的误解辩护呢？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常理的。无怪有位语言学家评论说：“不懂乱用，是谓误解，可以原谅，而明知其故，还要用歪理来强辩，这就是缺乏文德的歪解了。歪解的结果，必然导致别人以讹传讹，引起社会用语的混乱。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章教授的考证方法，基本上用的是“拆字重组法”：先把“致仕”分拆开来，再将“致”的“归还”义项换成“到达”，然后重新组装，便得出了“到达仕途”的新义。这种违背语言实践的拆字戏法，在学者眼里看来是不值一驳的，但缺乏传统文化和古汉语知识的人却会受骗上当。为了证明自己歪解的合理性，章教授还举出“宁馨”、“乱臣”两个例子来帮衬。关于“宁馨”一词的误用，《咬文嚼字》1995年第6期已经载文加以评析，读者自可参阅，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只谈“乱臣”。
章教授认为，“乱臣”的“乱”，一般“可释为通常意义上的‘乱’”（如“作乱”、“混乱”等，含贬意），但又有“治”义。他说：《尚书·泰誓》：“予（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孔颖达《正义》：“《释诂》云：‘乱，治也。’”这里的“乱臣”乃是把天下治理好的贤臣。然而，《孟子》却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可是把“乱臣”作为违反臣道之人来看待了，与《泰誓》中的“乱臣”意义恰恰相反。……“乱臣”这两种用法都符合词义。
如果仅就以上所举的《泰誓》和《孟子》两例来看，章教授的说法当然没错。但在《恐非正解》中，他是想用“乱臣”的例子，来为余秋雨的误解“致仕”作辩护的，那就显得站不住脚了。因为他不懂得，古汉语词义的引申和转换，是受到语言运用和发展的实践制约的，不能违反约定俗成的原则。
据查考，“乱”字的“治”义，在古代文献中，使用的范围很小，时间也不长。先秦时代主要的儒家典籍“十三经”，用作“治”义的“乱”，只出现在《尚书》中，一共才18处。其他的“十二经”，就连一次都没有用过。由于同字反训在语言实践中极易引起误解，造成人们思想交流上的障碍，因此秦汉以后，除直接引用《尚书》原文外，“乱”字便不再用来表示“治”义了。这个结果，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已经不可逆转。如果按照章教授的观点，“‘乱臣’的这两种用法全都符合词义”，可以不受时代的限制，那么，你就不妨去实践一下，把党中央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改成“以法乱国”、“以德乱国”，再搬出《释诂》云“乱，治也”的法宝来作证，看看全国人民将会对这种荒谬的歪解作出什么样的回应！
下面再来谈谈《恐非正解》中一个比较隐蔽的文史差错。按其性质，属于误解而不算歪解。
章教授在谈到杭州的别名武林时写道：
把“武林”作为地名（指今杭州）则始于唐初。其地本称虎林，因唐朝皇帝的祖先中有以“虎”为名的，为了避讳，就把“虎林”改成为武林了。据《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在唐朝建立以后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因此，唐初几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著作，遇到“虎”字必须避讳，但避改的情况并不一致，大多将“虎”改为“武”字。例如：晋尚书令王彪之字叔虎，南齐雍州刺史曹虎，北齐侍中张 虎，唐代修撰的《晋书》、《南史》和《北史》，均将“虎”字避改作“武”。
也有改用其他近义的字或缺字的。例如：陈新州刺史区白虎，《陈书》避改作“区白兽”；北魏廷尉监张虎，《北史》避改作“张彪”。北魏著作佐郎许赤虎，同样一部《北史》，在《魏本纪三》中避改作“许赤武”，而在《刘休宾传》中则避改作“许赤彪”。隋庐州总管韩擒虎，《隋书·五行志上》说他“本名擒兽”，“虎”字被避改作“兽”，但到了《隋书》和《北史》本传中，却称他为“韩擒”和“韩禽”，连“虎”字也干脆略去了。
章教授说“武林”之名是由“虎林”避改而来的，属于上述避讳法中的一种。他的说法来自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讳，故曰武林，如以“元虎”为“元武”之类。章教授可能野史笔记看得较多，但却疏于考证。对于上述简短的记载，他一看就相信，一信就照搬，结果上了叶绍翁的大当。其实，武林本为山名，它与虎林是两座不同的山。其名称早在汉代就已见诸文献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写道：县二十六：……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钱唐故县〕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 云：山出钱水，东入海。钱唐作为县名，始置于秦，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灵隐山麓。清代学者全祖望说：“武林山即灵隐山。”赵一清说：“武林水即钱水，今杭人所谓西湖者是也。”可见“武林”之名是跟杭州的山水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将“武林”作为杭州的别称，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从汉代起，直到南北朝时期，早已有了“武林”的名称，怎么还要等到唐代初年通过将“虎林”避讳改字以后才出世呢？了解了上述史料，章教授所谓的“正解”，就难免要使人感到滑稽了。
其实，对于《四朝闻见录》的谬说，古代的学者早已作了否定和辩驳。明末清初著名史地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浙江仁和县（治今杭州市）”下写道：灵隐山。府西十二里。本名武林山。相传汉时钱塘县盖治于山麓。晋咸和中改今名。这里，顾祖禹只说灵隐山“本名武林山”，只字未提“武林”以前尝有“虎林”之称，足证他对叶绍翁的无稽之谈是否定和排斥的。后来，嵇曾筠等在《浙江通志》中更对此作了直接的驳斥。其卷九“虎林山”注引《虎林山记》云：
钱氏有国（指五代时之吴越国）时，山在城外，异虎出焉，故名虎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谓虎林即灵隐山，因避唐讳改为武林者，非。《汉志》明载武林山为武林水所出，安有避唐讳之说？虎林、武林原有二山，未可混为一也。
《读史方舆纪要》和《浙江通志》不是什么僻书，复旦大学图书馆肯定都有，章教授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