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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有几种风气不太好：一是文章里的‘新见解’，不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存心要发表一种‘创新’的见解。文章里的议论都是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服务的，不问是否确有所据。二是喜欢搞大题目。由于题目太大，论证很难做到稳妥严密。即使有所得，也难免有所失：结论就不能取信于人。三是喜欢论这个、论那个，你说这个人坏我要说他好，你说这件事进步我要说他反动，如此等等，通篇没有什么有力的论据，从头到尾都是空论。
上面虽然分列了三条，实际可以归并为一条，就是务虚不务实，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人写文章不是为了博取一时的虚名，应该是给后人多少留下一点财富———研究成果。不是所有文章都能说是研究成果，能不能算，得看你这篇文章发表若干年后还有没有人要查阅，有没有人要引用你的论证和论点……做一个史学工作者决不应该一辈子只发空论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创造性’……。”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8节 “踏踏实实的工作”
此处谭其骧先生所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当然包括诸如“致仕”一词的了解与掌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其论证是否稳妥严密，就不问可知了。当然散文创作亦有抒发性灵、天马行空的一类。但如以文史为题材，对此又怎可旁略？谭其骧先生同时也暗示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必须不自欺，也不欺人，假所谓“创造性”、“新见解”之名，大发空论，而去“博取一时的虚名”。以金文明先生在《信报》，余秋雨先生在《明报》就有关问题的答问记录而言，到底哪一位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哪一位闪烁其词、不著边际（甚至诉诸同情、自比弱者等，犯上不相干谬误），则白纸黑字俱在，孰是孰非，明眼人都心中有数，一目了然，毋庸辞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更且分门别类，牵涉颇广，任何人都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或各有专精，或各有所嗜，或力所能及作有限度的兼收并蓄，都在情理之中，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要本乎诚信，绝不是丢人现世、有失颜面的事。何况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要有基本的认识都不易，更休说深入了解。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认为做中国文化的学问如采铜于山，可见要有所得之难。等而下之者喜欢搞文化一类的大题目，即有所失又何足为奇！就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的“论辩”，一位朋友阅后颇有感慨。他说：先且不去谈什么文史研究，并发而为文，议论滔滔：即使要欣赏一篇古人的文章或诗词，也似乎必须具备一些基础语文知识，不然就难以得其真义、悟其妙笔，有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朋友举盛唐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过故人庄》为例，认为一般读者默诵此诗，从字面所得的直觉感受，虽然必有故友相聚、不胜欢欣之情，寄身山林、不问世事之感，而田园风光、农舍生活，写来更历历如绘。但假如读者拥有基础语文知识，特别是对所谓“用典”亦略识之无（或为求深入了解、领会，肯去查辞典或找古书），就会在看似白描、毫无雕凿的诗句之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情思。
朋友说：他多年前看过一篇分析文章（只不记得是谁人所写，也许是倪其森），对诗中典故及其含义有所钩沉，即有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皮相”之处。原来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尽管语言浅白、妇孺皆晓，里面却不乏典故。因此一般读者所能领略的“字面意义”，便有如冰山一角，而其潜藏及引申义远不止此。此诗首联两句，孟浩然就不动声色，化用了《论语》所载荷 丈人与孔子的典故，借以表明心迹。孔门弟子子路问丈人孔子行止，丈人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似乎有点看不起孔子。但丈人对子路还是“杀鸡为黍而食之”。其后子路见到孔子，将此事禀告，孔子便说丈人是个真正隐士，并叫子路去向丈人说明他“不仕无义”的志趣，而他栖栖皇皇谋仕，是“行其义也”。明白了这个典故，孟浩然把请他吃鸡的故人比作荷 丈人，而以孔子的明知“道之不行”却依然“不仕无义”自况。如此就不言而喻，孟浩然即使以隐逸知名，始终仍存唐代文人挥之不去或为求行义而谋仕的“终南之志”。此诗第三联两句，变阮籍与陶渊明的诗句而成（如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写来似不著痕迹，亦显示其对隐逸躬耕、无世俗之念的高尚情操不无向往之意。末联两句，则以萧统所作《陶渊明传》，谓陶于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此时突有人送酒来，就“即便酌酒，醉而归”等，用以暗示故人有如靖节，而他本人，最后也必因孺慕五柳先生，走上寄迹山林之途。朋友因此颇有感触地说，一首表面上写田园风光的诗，采其义蕴，竟然有这么多的文情哲思，不下工夫弄清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又怎么行呢！金文明先生与余秋雨先生的“论辩”之中，提到姜石帚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的押韵问题，也揭示了某些舞文弄墨之辈，似乎连必备的基础知识都有所欠缺，亦可见中国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当年出国文试题，为何要考学生对对子的深意了！据知一九三三年七月，陈寅恪应北京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请，代拟清华大学入学试国文试题。陈寅恪共出两题，其一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其二为对对子题：《孙行者》。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盖当时步五四运动余绪，新文化之风甚盛，入学试仍考对对子，似与时代潮流相违。即使作文题《梦游清华园
记》，也有人诟病，认为考生尚未进入清华之门，又将如何发挥，分明强人所难。大概有鉴于各方质难，陈寅恪不得已在《学衡》杂志七十九期发表《致刘叔雅论国文试题》，除阐明其高屋建瓴的出题旨趣，亦以见其关心中国语文教育及文化传承的真知灼见。文中，陈寅恪开宗明义，垦谈其切身感受：“寅恪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题，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原来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即《马氏文通》的印欧语系文法，也尚不宜用于中国语文，而“凡考试国文，必究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故而“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
陈寅恪指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一、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虚词实字及其运用。他对“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期期不以为然；其二、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平仄。他认为“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文句起讫”（当然也包括如何读诗）；其三、可测知考生的词藻语汇是否丰富。他指出：“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之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其四，可测试考生是否具正反合逻辑思维。他从词类声调之正反思想等角度著眼，认为“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
谈到那个作文题，陈寅恪后来也有解释：“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陈寅恪这些主张，今日似乎也仍有某种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以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及对对子题《孙行者》，测试高中毕业生的“史才诗笔议论”写作能力与中文基础知识，今日看来内容或不合时宜，却不无现实意义。旁的不谈，即以此要求执笔为文之辈如在下，按陈先生堪称严格的标准，就未必能够及格，思之不胜惶恐！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