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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之。”这才是真学者的风度，是需要提倡的。如此，学术才能进步，文坛才能繁荣。
三是要有自知之明，文人要懂得自重。天下学问太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弄文学当然可以越界进入史学，但文学有文学的范畴，史学有史学的规矩。插足于本行之外的学问，就要多听多了解人家的行情行规。余秋雨不是这样，弄文学游刃有余，弄史学等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随意从史料中抓点东西，就洋洋洒洒，任情发挥，不着边际。且由此暴得大名，目中无人，不闹笑话才怪。这种教训，不独应成为余氏的财富，亦是我辈文人的殷鉴！以上三点，我以为对学界、对文人均十分有益，因此，我感谢金先生写了这本好书，感谢书海出版社出了这本好书。以往对名人之作纠错，写几篇文章足够。如今纠余之误竟要出一本专著，这也算破记录的事。可见时下学风堕落之严重！再从此书的价值往深里想，余秋雨的问题恐怕不单是个人水平问题，而且与当今文坛学界浮躁之风有关。像余秋雨这样的文人，文史素养很一般，动不动就下笔出错，其书却一时风行天下，声名鹊起。这是什么原因？我以为，一是余氏善于文辞，花拳绣腿，抓住一点历史故实，就能云山雾罩地敷衍成章，颇能迷人眼睛。这也算一点天才，一种本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小聪明”，能搞一些“科学的小买卖”（恩格斯语）而已。倘若赚了一把，适可而止，也就罢了。然而余氏不知进退，一而再，再而三，小买卖弄得一发不可收，弄成了跨行业大公司，这就埋下隐患，不砸锅倒灶不止。西谚云，你可哄众人于一时，可哄一人于一世，不可能哄所有人于永久。此之谓也。可见追名逐利之风导致泡沫，如影随形，现世立报。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普及程度太差。由于转型期人们思想不适应，多务金钱、名誉、官位的竞逐，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许多读者就极易被余秋雨的虚浮文字蒙骗，这说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首先是诚信文化的教育，亟须补课。这不仅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都应协力合作的一项工程。真希望多出几位金先生这样认真的读书人。当今文坛学界呼唤诚信，而学术界闹小买卖的太多了，任其哄买哄卖，文坛学界危矣！
不过，这里也要为金先生之书指瑕，金书有《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一节称吕洞宾是唐代道士。按，已有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乃五代末至宋初人。金书又以“捡”为“拣”字之误（见249页），按，现今词书规定二字尚可通用，未为大误。指出这两条小疵，供参考，想金先生不会怪罪吧。
在山西期间，曾去平遥乔家大院等地游览，参观余秋雨去过的一些地方，购置了《山西票号史料》、《明清晋商及民风》等书籍，拟在今后对晋商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获悉《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台湾版已印出，并接受台湾远景出版社邀请，于7月29日乘车返回上海，准备赴港参加7月29日———8月3日的书市，为香港读者签名售书。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1节 （2003年7月下旬—8月初）
（2003年7月下旬———8月初）
2003年7月中旬，曾接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电告，余秋雨将其在《深圳商报》上发表的《余秋雨谈所谓的“126处差错”》送香港《信报》发表。沈先生获悉后，即向《信报》提出，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台湾版）很快就要出版，希望能将金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同余秋雨的文章同时发表，让香港的读者能全面了解两个人的观点，以便作出自己的判断。
7月22日至25日，香港《信报》将我一万三千字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分成四天连载，每天四千余字。据说这种情况在《信报》历史上是罕见的，引起了香港广大读者的关注。
7月26日，《信报》刊载《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使“金余之争”形成了两军对战的局面，预示着新的论辩高潮即将到来。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报道：《余秋雨在上海被“咬”———著作中有126处被指有文史差错》。又发表记者李永乐的文章，把对余秋雨的批评者归为“四大派”，此说别出心裁，为其他媒体所未见。转录如下：
“批余”四大派 李永乐
过去几年，有关余秋雨的论争持续进行，“批余”声音一直不断，而批余阵营，主要分成四大派：
一是“攻其软伤派”。这是最早的批余派。如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中指出余文的模式化，认为《文化苦旅》是借古典之物抒一己之情，托昔日之物以抒秋雨之志，再加上几段绞心的哀思。朱国华则在《别一种媚俗》中指出“余氏散文=故事＋文化感叹”的公式。
二是“文革余孽派”。随后展开的是对余氏人格的质疑。以《笔名谈屑》（何满子1999年著）为导火索，谢泳《正视自己的过去》、古远清《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等文集结成队批评：文革期间，余秋雨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上海写作组骨干力量“石一歌”的主要成员，且以此为笔名作了《走出彼得堡》等数十篇文章，为“四人帮”文化专制张目。此派一出，惊动文坛。
三是“口水砖头派”。现今似乎有两个人是广大网民揶揄和讽刺的符号，体育界是“祸从口出”的韩乔生，文化界则是余秋雨。只要这两人一有动静，无数的砖头、口水就会一同砸过去。此派虽然说服力不大，但敲边鼓、摇旗呐喊的作用，却是其他派别不可取代的。像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中“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句话，虽然颇显恶毒却很有杀伤力。
四是“考据派”。余氏散文洋洋洒洒、才气纵横，百万销量的余氏历史散文在不少人眼中，就成了历史普及读本。但专家和历史爱好者却一直认为余文中颇多明显的硬伤，对文中文史硬伤的批判时常可见，但都被余氏以不接受、不合作、不理睬的态度否定。余氏甚至以一句“中华民族的悲哀”，反击某青年对他的批评。此派的观点很快因为缺少快感，而在批余大潮中变得无足轻重，而当去年余氏开始打系列官司后，批余群体突然发现考据派的稳妥、安全，对撕毁大师形象效果显著，于是就有2003年6月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问世。
7月27日，香港《明报》发表我的署名文章《我为什么逗秋雨？》。此文系远景出版社供稿，由记者将《石破天惊逗秋雨》台湾版中一万六千字的长序摘录整理而成，对即将在香港兴起的“金余之争”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日，美国华文杂志《世界周刊》发表杨修的报道《石破天惊逗秋雨VS散文大师》。配发的余秋雨照片，哭丧着脸，泪流满面。因内容大部分据中国大陆报纸摘编，故不再转录。
7月2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记者潘诗韵女士采写的对余秋雨的长篇访谈《我到底可以怎么办？———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全文转录如下：
我到底可以怎么办？
———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潘诗韵
编按：金文明撰写《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细挑余秋雨作品里的文史错误。对此行为，余秋雨认为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革命批判斗争，毫无意义。所以，余秋雨没有读金文明的书，他不想抬举金文明。可是，他有话要说，他很想问问文化界的朋友，“我可以怎么办？”一场学术讨论，被搬到全中国的媒体上去，将持续多年的“余秋雨文化现象”讨论推得更热，余秋雨形容情况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 名气惹是非
“我很奇怪这样的事情会做的那么大，因为他（金文明）提的每一个问题，没有理由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这是学术上细节问题的讨论，不应把广大民众无法判断的问题放到学术期刊以外的公共媒体上去，让全国读者只知道余秋雨被批判的事实。”他表示作者若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可写信跟他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报纸全都登了，完全是，我可以这么说，文化革命打出的大批判。”
余秋雨表示中国的报纸看见对名人的批判都很高兴，这次事件完全是因为他出名。八七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