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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确有过于冲动、不够冷静之处。我本来完全可以主动去找罗老，向他说清情况，争取纠正那个错误决定的。但受到伤害的委曲情绪使我没有这样做。以后罗老并没有记恨于我，还在我评定高级职称时说了比较公道的话。我知道后，又想到他过去对我业务上的信赖和支持，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后来，有关领导曾向他提出过恢复我编委署名的建议。但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此事未能实现。罗老在病重期间，我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他，当时已是晚上九点，他一听是我，马上翻身起床，同我谈了三刻多钟，问起我别后的工作和治学的情况。至此，我们俩已经消除前嫌，重新和解了。他去世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时，我在上海辞书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也已问世，而且被香港的《新四库全书》（电子版）收为配套的工具书。为了我曾经耗费过无数心血的《汉语大词典》事业的发展，我应邀担任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参与审定简编本的工作。在1998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六千字的长文加以评述和推荐。当时的社长阮锦荣先生，为了弥补过去对我的不公正做法，经请示后，决定在该书编委名单上，补列上我的名字。为了回答余秋雨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不能不将自己与罗老生前关系的那段经历公之于众。这实在是被余秋雨逼出来的。我一生光明磊落，以淡泊宁静自律。我的政治立场，我的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为人，大家可以向上海辞书界的前辈去了解。我在这里介绍几位：巢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辞书出版社原社长）、束纫秋（原《新民晚报》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最后，我想奉劝余秋雨先生，不要再在学术论辩以外的问题上去动什么歪脑筋了。你在6月26日的“回答”中所耍弄的极不光彩的一手，已经使你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激起了公愤。因为，事实是最雄辩的。只要读者看了我的书，什么样的谎言和巧辩，都会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撞得粉碎。不信，你就沉住气慢慢地等着瞧吧！6月30日，第26期《新民周刊》以对等篇幅，转载郑清风的《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和刊发胡展奋的《再访金文明》。现将胡文照录如下： 再访金文明 胡展奋
本刊《‘逗咬’余秋雨》发表后，社会反应强烈，6月26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被咬者”余秋雨的回答后，“咬者”金文明先生突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人们不仅怀疑那些批评余秋雨“硬伤”的文字，自身是否有“硬伤”，而且还对金文明先生的历史———亦即当年是否参与《辞海》一书的编纂产生了怀疑：你一个自称的《辞海》编纂者竟敢“居高临下”地“咬”大师，岂不过分？
6月26日的下午风雨大作，记者冒雨出门，再次采访了金文明先生。
金文明交代“历史问题”
记者：我们既然都已经看了余秋雨的六千字的长篇“回答”，不妨来个“拿大顶”式的采访，那就是从您的“历史问题”谈起。因为文章的暗示和明示，公众已不能不对您的“资质诚信”流露出一定的怀疑，比如您和《辞海》的关系、和《汉语大词典》的关系……听上去，虽然和问题的主体不太有关系，但是既然您可以“拷掠”他人，是否也允许我们对您进行一番“拷掠”？
金文明：（哈哈大笑）……我，今天笑了一整天。为什么笑？笑对方没招了，或者招老了，便“围魏救赵”，拷问我的诚信，企图以我为人的不诚信，证实我的考辨无诚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讼场故技耳。
《新民晚报》的这篇文字，其实来自“深圳商报”，现在的五段文字，倒有七处提到我和《辞海》的关系，看来，他是相当注重考据而且活用“死文字”的。我和《辞海》的组织关系呀，嘿嘿，就像你和《新民周刊》的关系一样，如假包换。我是当年干校出来后，正式分配到《辞海》做编辑的，请你注意，我是说“正式分配”，这就意味着我既不是“临时”的，也不是“外借”的，是正式员工，就像他当年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关系，事业单位的正式干部。
现在你来看看，我到底编没编过《辞海》———
金文明摊开的1999年版的《辞海》附页上，有着历年编纂人员名单，在1979年版编纂人员名单中，“冯英子”、“束纫秋”后面排列的就是“金文明”。同时，在1989年版编写人员名单中，我们也找到了“余秋雨”。就与《辞海》的关系而言，金文明比余秋雨早了10年。
《辞海》旁是两本《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本的“主要编纂人员”一栏赫然可见“金文明”。
另一本1998年版《汉语大词典》（简编本）的“编辑委员会”一栏，主编为“罗竹风”，而“编委”则罗竹风后面就是“金文明”。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3节 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
这些都是没法“变义”的“死文字”，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那么，“大师”其余的“活用”，大家就可以想象了。事实上，我早在1980年就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了，他说着出示了一份“红头文件”的影印件———1980年12月28日第87期《汉语大词典》工作简报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1980年10月27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委员会成员21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金文明……（省略号系记者所加）“《汉语大词典》，因为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版本，由于人事纠纷，在1993年的版本上，署名时我被某位领导从‘编委’一栏拉到了‘主要编纂人员’一档，尽管不公正，却是很常见的“办公室现象”，1998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又恢复了我的编委署名，所谓‘宦海沉浮’，个中滋味，秋雨先生似乎也是很熟悉的吧，哈哈哈……难道据此就可以引导公众来质疑我是否“欺世盗名”，甚至可能是“匿名编委”、“外援编纂”从而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性”？可惜，我这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书只要一件就可敌他的“无数”，真所谓一万个零抵不上一个“一”，因此报纸的大标题“《辞海》编纂者咬了余秋雨”又何错之有呢？倒是他的“反咬”仍欠火候，仍不长进，如同他的用典，常常露出麒麟皮下面的马脚来。
记者：他最后提到了罗竹风：“……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指金文明———记者）。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出版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了。”
金文明：妙极了！他这句话说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唯其如此才能刺激大家想象我金文明出过一件“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的事，什么事呢？他就是不说，“模模糊糊地摇头”，然后拈花而笑：千万不要想歪啦。很明显，在逼我“交代”，我就“交代”好了：我和罗竹风有过一次著作权官司，在上海辞书出版界曾经很轰动———某篇文章，我保留我的著作权，罗竹风保留他的“职务权”，结果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