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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非，实在没有资格，因为余先生的大作，我一本也未读过。有人说，这并不妨碍参与评论，文坛的争辩是用不着正本溯源的。余先生没有看过上边讲的那本指出他的126处谬误的著作，不是断言全是不实之词吗？这种情况出于大散文家、大理论家则可，出于我辈“咬嚼派”则不宜，因为我们缺乏大师们那样的想象力。
这“咬嚼派”是余先生封的，含义如何，有待考证。“派”本来不含感情色彩，如清代散文有桐城派、阳湖派，指的是文风各异。到了近代，一讲到新月派、鸳鸯蝴蝶派之类，多少带有贬斥意味。在“文革”时期，岂止有派，而且有帮，即帮中有派。一些依附于帮派的知识分子善于寻章摘句，混淆黑白，更长于“影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难道是批海瑞？现在我们还能在旧书摊上找到批孔子、批宋江的论著，从中可以体会到什么叫“诬陷”，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如何，写这些论著的人不能称之为咬嚼派，因为他们是借推敲文字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夜航船文化的末流”也够不上。
我以为真正的咬嚼派有两种：一种是为己的咬嚼派，一种是为人的咬嚼派。前者如唐代的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即使把胡须拔光，仍不妨碍他为诗人。后者包括广大的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尽力的人群，其中有一些是以匡谬正俗为己任的学者。
讲到匡谬正俗，当然不止是语言文字的问题。因为文字是载体，它必然表达一定的内容。抒情散文须有真实的感受，历史散文当叙述客观的事实，既不能张冠李戴，也不能牵强附会。这些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面世之后，许多读者就此发表了意见，既涉及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也涉及对待谬误的态度的问题。把这些议论收为一集，可以代表广大读者的倾向性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也是有的，可惜在这里没有全部收入。我希望读到另一本持不同意见的文集，真理愈辩愈明嘛！2004年春时年八十又五
第一部 “金余之争”缘起第1节 波澜迭起的“金余之争”
（1998年10月…2002年末）
2003年6月以来高潮突发、波澜迭起的“金余之争”，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8年10月初，《咬文嚼字》月刊读者徐如顾寄来稿件《〈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请求发表。经我审读后，建议编辑部先送余秋雨一阅，征求其意见。来稿原文如下：
《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 徐如顾
在《秋雨散文》的《西湖梦》第三部分中，余秋雨先生涉及历史上三位名人，即在西湖“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的白居易、苏东坡和隐居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的林和靖。苏东坡与林和靖虽均为北宋时人，但在其间谁影响了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一处小小的疏忽。
不妨将部分原文照录如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
读上述录文，从“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对白居易、苏东坡的“不幸”“大彻大悟”观之，是苏东坡先于林和靖。然而究其实，却远非如此。白居易唐代人，无庸赘述。苏东坡与林和靖二位，虽为同时代人，但只稍翻翻有关辞书和史料，极易觅到确凿无疑的依据：苏东坡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林和靖的生卒年略有出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1979年版《辞海》为967年至1028年，1989年版《辞海》则是937年至1029年，后者恐怕有误。由此看来，林和靖生卒年要早苏东坡70来年。
再者，余秋雨先生在该文中还说到：“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此说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少时多病，未婚娶”，与《辞海》（1989年新版）“终身不仕，也不婚娶”也相左。
智者千虑，偶有一失，不足为怪。
10月25日，余秋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写了“答徐如顾先生”的信，寄给《咬文嚼字》编辑部。信的开头写道： 答徐如顾先生 余秋雨 徐如顾先生：您好！
《咬文嚼字》编辑部转来的大文《一处小疏忽》，指出拙作《西湖梦》有一个时间性的疏忽，多谢关心。收到来信后因为要赴澳大利亚演讲，就把来信往行李里一塞启程了。此刻，我在墨尔本的世袭大酒店（Heritage Hotel）里给您回信。
接下来，余秋雨便在两个问题上对徐如顾的批评作了回答： （一）苏东坡和林和靖是谁影响了谁？ 余秋雨说：
我把西湖边上的生命化遗迹分为四类典型，白居易、苏东坡算第一类，林和靖是第二类，苏小小是第三类，白娘子是第四类，每一类都是对其他类的彻悟和超越，但最后也都走不出自身的局限。这里所说的“类”是整体文化意义上的横向并列，而不是时间顺序上谁和谁的纵向承袭。以林和靖为代表的隐士类典型，是对以白居易、苏东坡为代表的入世类典型的反拨，这里并不存在林和靖和苏东坡年长年幼、谁影响谁的问题；同样，苏小小又反拨了他们，而苏小小的时间就更早了，若要算时间顺序就成了一种倒逆性的反拨；几个典型中我最重视的是白娘子，但她是神话人物，连生卒年代也没有。因此，如果要求这样的散文按照他们个人的生卒时间顺序来写，那就等于取消全文构思基点。
金按：在提到历史人物时搞错时间的顺序，这是余秋雨常犯的毛病。论述两个历史人物究竟谁影响了谁，怎么能不考虑他们时代的先后呢？余秋雨在这里所作的辩解，是说服不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例如他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说死于1883年的法国画家马奈正在艺术上酝酿着跨世纪的突破；还在《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说生于1802年的作家雨果参加了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又何以为解呢？此外，他又在后书的《乡关何处》中写道：“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后一组三个人，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的，前一组就打乱了：武则天是唐明皇（玄宗）的祖母，怎么能排在后面呢？这样排列应当改一改，千万不要强辩。因为越辩只能越往自己脸上抹黑。至于说生在1802年的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死于1883年的马奈跑到20世纪初年去酝酿艺术上的突破，那就更像是痴人说梦了。不改行吗？可直到今天，余秋雨就是故意回避，坚决不改。这种拒绝批评的“顽强”态度，实在是有失“大家”风范的。
（二）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 余秋雨说：
您的文章中还顺便提到了林和靖的私生活问题，因为您翻过两部辞书，都说林“未婚娶”，由此对我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其实中国隐士们的私生活状态是比较复杂的，除名义婚姻之外还会有事实婚姻，而这种复杂之处正是味道所在，被散文作家所关注。辞书毕竟只是辞书，哪能要求它们呈现生活的多重质感？我因远在墨尔本，一时无法查到当时写作所凭据的材料，恰好行李中带了一部曹聚仁先生的《万里行记》，本来是为了旅途中消遣的，没想到第175页上也有一段说到此事：
孤山，小小的山冈，连着白堤成为里湖外湖的隔线。山以林和靖得名。林，北宋真宗年间隐士，“为诗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尝入城市”。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
曹聚仁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可以信赖。待我回国后有空再查一查。
由您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