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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文明在深圳的报纸上说，你激怒他的事件是你的秘书通知他所在的编辑部，不要他们寄《咬文嚼字》这本杂志了。昨天我在上海的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说，金文明在上海的报纸上更强烈地谈了《咬文嚼字》的事，顺便还提到了你反盗版的“告全国读者书”。看来你对《咬文嚼字》这本杂志的看法，成了现在整个事件的关键，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我的“告全国读者书”是一个反盗版宣言，历来受盗版集团仇视，为此，北京反盗版联盟邀请我成了惟一的个人会员，国家出版总署则任命我为全国扫黄打非办的督导员。国内发生了如此疯狂的盗窃行为，天人共怒，唯独少数文人暧昧冷笑。要知道，这是与刑事犯罪战斗，我劝金文明先生不要站在对立面说话了。至于，《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我委婉地向郝铭鉴先生表达过。这个杂志也做过有益的工作，多数同仁很有文化热忱，但是，我们前面的谈话足以说明，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以为是“考据派遗风”，却连清代考据派大师王引之也不知道。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问题，我本想让你们转告，叫这位金文明先生去读哪几本书，但后来一想那是多余的。“考据派”心中是有大文化的，“咬嚼派”没有。金文明先生这样的人既没有获得“考据派”的本事，又由于个人的种种文化限制，不懂得现代国际间的治学形态，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里说过的专门卖弄典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长，读了金文明编制的“差错”和问答，还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近这样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碍着这次转型。金文明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整版谈话《我为什么“咬”余秋雨》就说明他现在
已从“咬文”发展到“咬人”，而且要咬得大张旗鼓了。我的秘书在清理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我不可能有时间阅读的杂志时，决定从节约原则出发通知他们不再邮寄，各家杂志平安无事，唯独《咬文嚼字》杂志的金先生居然被这么一件小事激怒，今天公开申述这个理由，进行大规模的宣泄。做文化工作，怎么能这样专横，连别人不想看也不可以呢？不看就“咬”，如何了得！
我曾收到过这个杂志转来的一个青年教师的信，指出我在《西湖梦》里把西湖边上各个纪念人物的出场次序搞颠倒了。他所说的次序，是指年代先后。我回信说，我是在写散文，各个意象在脑海里出现的次序完全不按年代。由此，我感受到“咬嚼派”对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损害实在太大了，因此在回信中又写了一段话：“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我当时还不知道金文明此人已到了那个编辑部，这段话，一方面是劝导那位来信者，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另一方面是劝告“咬嚼派”，要他们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现在金文明那本“石破天惊”的书，是写给我的回信。我知道，他实在咽不下“中华文化的不
幸”这口气。记者：你会读他的这本书吗？
余秋雨：可能没有时间。昨天还想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并由他的知识错误和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在我设想中，这倒能成为一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但昨天晚上有两位学术界的朋友阻止我，说他的错误没有太大的普遍价值，引申余地不大，因此我就不想写了。但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全国歌手大奖赛文化素质评委时就接受一些出版社的约请，会写几本在青年中间普及正确的文史知识的书籍，当然也会时时论及“咬嚼派”的谬误。港、澳、台青年也有这个需要。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8节 余秋雨：不认识
记者：金先生在书中好像送了你一首顺口溜般的诗，你有诗回送吗？余秋雨：他的顺口溜诗写得实在够不上水准，我还是不回送了吧。我只想再送一个具体的劝告给他：今后如果要对别人“咬文嚼字”，最好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这样自己也有一个退步。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当然，也可能是用了化名，也可能是这几位学者年老眼花，没有找到。就这么一件眼前的小事，便有了无数的可能性，金文明先生怎么能对千百年前的文史细节说得那么不留余地呢？顺便说一句，我本人倒是实实在在的《辞海》一九八九年版的编写者之一，《辞海》上印有名字。因此，这几天许多报纸的大字标题有误，不应该写成“《辞海》编纂者咬了余秋雨”。记者：你原来认识他吗？
余秋雨：不认识，但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
（此稿由东方网记者牛二波用电子邮件传来，注明来源为6月25日《深圳商报》）
同日，《南京日报》发表署名钟和的文章《回应〈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编著者金文明先生———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其内容全部摘自《深圳商报》，约1700字。此处不再转引。
6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郑清风撰写的对余秋雨的访谈文章《被“咬”者的回答———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
金按：将此文与前一天《深圳商报》的文章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相同的，只有少数地方作了调整和删改。但令人不解的是，前文的撰稿人是《深圳商报》的记者，而后文的撰稿人却是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郑清风。大同小异的两篇文章，发表时间只差一天，看来显然出于一人之手，但同一个写手，怎么会同时兼任相隔千里之遥的两地、两家报社的记者？这种匪夷所思的怪事，不能不把人打进了闷葫芦。葫芦很快被捅穿。《新闻晨报》的记者徐颖在该报同日发表的《拍案而起秋雨战“逗”》一文的导言中写道：
由金文明撰写、给余秋雨指错的图书《石破天惊逗秋雨》，近日在引起传媒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余秋雨本人莫大的关注。虽然身体状况欠佳，甚至也（未）来得及拜读金文明的大作，但余秋雨还是特意写下了六千多字的一篇长文，以表示他的个人态度。在文中，早已不是首次面对指责的余秋雨，鲜明地表达了他面对批评时的态度：“指出差错当然求之不得，但金文明实在把事情做得太夸张了，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 金按：“六千多字的一篇长文”，不就是指先后刊登在《深圳商报》和《新民晚报》两篇如出一辙的文章吗？
《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先生在后来《致余秋雨的公开信》中
说：“你（余秋雨）的那篇‘访谈’，其实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