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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４０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难缠的江青万里被监护，家也被抄了
江青很使人讨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惟恐避之不及。我说二三事。
１９６６年万里被监护，家也被抄了。１９６８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周总理主持，通知谢富治和我去汇报北京市的情况。汇报时，我提出我是新来北京的，这几年都被揪斗了，对情况不了解，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的原市委的领导同志出来一道工作，这位同志应该是能够团结原市委的干部的。周总理考虑后说：万里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对市里的情况也熟悉，我明天请示毛主席。第二天是召开什么会我不知道，周总理、谢富治去参加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解放万里后，毛主席说：就是搞人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毛主席已经同意万里出来了，但还要做很多群众工作，先让万里到首钢参加劳动。以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当时，还有一些人让万里检讨，后来说服了大家才不让他再检讨了。万里出来后，有一次江青要到景山去看墨牡丹，据说墨牡丹是稀世珍品。我考虑万里对北京情况熟悉，便让他陪同。到景山后，江青看到了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这棵树已经枯死。江青说崇祯是个昏君，给他搞什么纪念，把它砍了。这本是一种历史见证，江青竟把它说成是什么纪念，要把它砍去，真是不可理喻。万里回来后对我说了这个情况，问怎么办？我知道逆不了江青，说：“那棵树既然已经枯死了，她说让砍就砍了吧，以后再栽还是怎么办再说。”这是江青故意刁难万里。
还有一次江青到香山碧云寺，也是万里陪同。江青看到孙中山的纪念堂还在，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展览还在，红卫兵造反时没有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未受冲击。江青进到休息室，看到休息室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就发火了。她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挂毛主席的像？江青让把毛主席像摘下来她带走，她告诉万里，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弄走。万里问拿到哪里去？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她冲着万里发了一顿脾气。万里回来后向我讲了经过。我心里不禁想，江青好“革命”啊，但她懂什么呀！我说这关系到统战问题，动不动这些东西要请示。接着，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把我叫去大骂了一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江青质问我说：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在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她态度蛮横之极，要我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迁走。这就是后来江青对张玉凤说我是国民党的由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是列席的，我能同江青说什么呢？我只好转向周总理求救。我向周总理提出：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大问题，怎么处理为好？江青还在那里哇哇地闹，周总理对我提出的问题一时没有吭声。难哪，我们怎么办呢？我回来后，与万里反复商量，决定先把东西拿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避免不良影响，遮人耳目，也为保护碧云寺，碧云寺以内部修理为名，暂停开放。
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同意了。就算把一场风波对付了过去。以后，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在香山住过的双清别墅倒塌了，周总理指示我进行双清别墅的修复工作。那时，没有当时的图纸，我找了叶子龙等人的回忆，设计一个修复方案，报经周总理同意后就修建了一排平房。周总理、杨德中、于桑三个人去验收时，于桑不知就里，提出碧云寺为什么不开放？应该开放。杨德中知道碧云寺修理的缘由，就抓着于桑的衣服扯，暗示他别问了。周总理当时也是不吭声。这是万里出来工作后的一些情况。后来，我想不应该让万里去陪江青，江青对出来工作的万里很反感。虽然是毛主席批准出来工作的，但江青还是刁难他，也刁难市委。后来，万里从市里调到了铁道部，是李先念同志和我谈把他调去的。
难缠的江青江青连这样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１９６６年５月我调到北京后，江青曾两次叫我去看一部电影《节振国》。电影是写１９３８年唐山开滦煤矿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的纠察队队长节振国的。节振国是赵各庄煤矿的工人，这个人是传奇式的人物。江青第一次让我陪她看电影，她没说什么。第二次是在钓鱼台１７号楼又一次看了，江青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一下，改编成京剧，工人片现在比较少。江青还说她准备派北京剧团去将电影改编成京剧。我不懂京剧，没说什么就回来了。要说节振国，我应该介绍点情况：１９３８年时，河北省委在天津的租界里，省委书记是马辉之，现在大概９３岁了。我是组织部长，姚依林是宣传部长，林铁是军事部长。冀东是我的家乡，是日本人在统治。冀东农民暴动后，中央决定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冀东当时有两个地委，李运昌、胡锡奎是这两个地委的书记，那时有党员五百多人，为了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党组织发动了大暴动。我们当时估计可能有二千人参加就不错了，但暴动后，参加暴动的人有十几万。罢工是利用英、日的矛盾，开滦煤矿是英国人开的，日本人想把生产出来的煤炭霸占了，进而霸占整个煤矿，这样英、日之间也在明争暗斗。过去冀东军阀连年混战，遗留下来的枪支很多，大概有３０万支。
暴动时，有些地主带着枪都参加了。节振国就是领导罢工时的纠察队的大队长。他会武术，爱打抱不平。开滦罢工胜利后，日本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开始镇压，节振国回家时有十多个日本人和矿警在等他，敲门时，他发现是日本人开的门，就猛然拔出挎在日本人身上的东洋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伤了两个日本人，打倒一些矿警后，他本人飞身一纵，跳墙跑了。一些负伤的矿警对节振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被送到医院时还高喊“节振国是好样的”。逃出来的节振国藏在山里。暴动时，他拉起了二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