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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纪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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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资反路线”错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我们当时认为,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工作纲要搞好后,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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