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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台湾主计处”在2003年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最新综合分析资料，估计“台湾社会经济家庭收支暨个人所得分配”又有新的部分变化（见表4）：
家庭平均收入增加01％：2003年上半年虽受美伊战争及SARS疫情影响，经济成长减缓；从下半年起全球经济景气复苏加速，岛内经济成长率为351％，家庭平均收入1065万元，较2002年微幅增加01％，收入来源以薪资收入615万元，占578％（最多），其余依次为营业所得171万元，占160％，移转收入167万元，占157％，财产所得111万元，占105％。
所得差距607倍：2003年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为882万元，较2002年之876万元增加07％。依可支配所得按所得为1800万元，与上年持平，最低20％家庭为296万元，增加14％，高低所得差距607倍，较2002年之616倍缩减009倍。若剔除户量因素，按家庭内每人可支配所得衡量，2003年高低所得差距倍数为277倍，较户数五等分位组观察，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2002年降低014倍。
第五部分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4）
居家生活日趋现代化：2003年拥有自有住宅家庭占全体家庭851％，租赁或押租者占85％，配住及借用占64％；平均每户住宅建坪419坪，每人可居住119坪。就家庭各项设备普及率观察，随着电信自由化行动电话普及率已达846％，较2002年836％提高10个百分点，其中高所得家庭更达986％；有线电视频道设备普遍化，2003年普及率761％，较2002年的748％提高13个百分点；另因信息发达，计算机亦渐趋大众化，家庭计算机普及率持续升至587％，较1991年568％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有八成二家庭已使用网际网络功能。就低所得家庭观察，自有住宅比率781％，平均住宅建坪343坪，电视、电话等生活必需品之普及率亦多在九成以上，显示出经济发展成果已为民众所共享。
都市外围跨县市工作普遍：2003年台湾地区所得收入者计11449万人，平均每一收入者可支配所得为503万元，其中以主管人员1070万元最高，专业人员780万元居次。依所得收入者之工作地点分析，2003年全台湾地区各县（市）基本所得来自县（市）外比例平均为201％（上年195％），跨县市工作人口比例为156％（上年154％），以基隆市、高雄县家庭基本所得430％较高，台北县、新竹县比例亦在三成以上，显示在台北、高雄都会区及新竹科学园区外围跨县市工作情形甚为普遍；而花莲县、台东县及澎湖县受地形限制，至外县市工作所得比例较低。
台湾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差距
如以经济收入来观察台湾的中产阶层家庭收支调查结果，会有以下发现：如以户数五等分位组观察经济收入，扣除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1800万元与最低20％家庭为296万元，其余的60％家庭即为中产阶层。主计处最近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台湾前20％最富有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180万元，较上年增加了2％，而最穷苦的20％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仅有约28万元，较上年下降了11％。一升一降之下，高收入户可支配所得成为低收入户的64倍，较上年的56倍大幅攀升。
当然，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断言社会已经明确地趋向两极化。所得分配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需要有完整的信息及多方面的分析才能窥其全貌。就已有的资料来看，目前真正可以断定的是，个别所得收入者的收入分配不均度，已在近十年大幅扩大。以个别所得收入者工作收入（即勤劳所得）加财产收入的总和来观察，最富10％与最贫10％所得收入者间的所得比率（倍数），在1989年以前一直稳定地维持在15～17倍之间。但是此一稳定现象开始出现转变：1993年此比率上升至19倍，1995年再升为21倍，1998年攀升迅速，增至33倍；1999年再扩增为42倍，但是最为惊人的是去年大幅度跃升至61倍。由于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间彼此互通有无，在研究上除了关注个别所得收入者外，也应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分配。上述所提到的去年台湾高收入户可支配所得为低收入户的64倍，就是以整个家庭，而非个别成员为计算的基础。
低收入家庭的所得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中有收入的成员太少。资料显示，最贫20％家庭，平均一户44人中只有14人有实质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1/4，而最富20％家庭平均一户27人中，则有18人有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2/3。因此对低收入户家庭的所得而言，有无工作机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失业率已节节攀高，未来如果持续下去，低收入户的就业人口比率势必无法增加，甚至可能再降低，如此对于贫富差距会有推波助澜之效。另外一个观察是，移转性收入逐渐扮演压制所得不均化的重要功能，尤其是来自（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收入（支出）。前述最富20％家庭可支配所得为最贫者的64倍，但若不将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净额（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减去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纳入计算，则两者差距会扩增为77倍之多。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包括了低收入户生活补助、老人津贴、老农年金及其他灾害、急难救助、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而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主要是缴税。以2000年为例，最贫20％家庭平均每户来自政府移转性收入为32000余元，而最富家庭平均每户缴交政府的税负支出则为50000元，两者都具有缩小高低收入家庭差距的功能。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1）
中产阶层是现代人所认同及努力追求的。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容许凭个人努力而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的思想代表，是一股以温和、渐进、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是现代社会上一种持久的、客观的、理性又理想的声音等。
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
虽然中产阶层是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但是事实上，就现代社会中产阶层处境转变的研究，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过去世界各地的中产阶层多处于上升轨道，一般研究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阶级如何崛起的问题上，而鲜少留意到这个努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象征代表，也可能会从高处下滑，甚至倒地不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社会流动与价值观的转变，他们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处境？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怎样的挑战？尽管中产阶层常处于矛盾性的阶级位置，但不容否认他们仍是台湾社会中最稳定、最中坚又最主要的基础。
事实上，在现代化理论中，中产阶层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量。ClarkKerr；JohnTDunlop；FrederickHarbisonandCAMyers；IndustrialismandIndustrialMan（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73）在有关民主发展的研究当中，中产阶层亦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介因素，在经济增长、城市化、教育日趋普及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队伍将会壮大，而他们的存在及成长，成为了影响民主化的关键性变项。参考SeymourMartin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3；1959；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Norma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p66～68。对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理解，见DietrichRueschemeyer；EvelyneHuberStephensandJohnDStephens；CapitalistDevelopmentandDemocrac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92）。
过去台湾社会的阶层划分十分明确，现在则因为社会流动机会的与日俱增而越来越模糊。由于选择职业的自由，许多人得以逐渐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因此，既得利益者也无法轻易地维持其地位了。这种由下往上及由上往下的社会流动，自然而然造成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然而，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