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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刊物选择呈现小众化趋势
杂志方面，文摘、生活、传记、故事、时政类杂志在不同的群体中都受到程度相似的选择，其中对文摘与生活类刊物的阅读量最大（文摘类，中产277％，非中产246％；生活类，中产220％，非中产207％），两个群体对此类杂志的阅读选择合计分别达到523％和427％，在其他类型的刊物中则存在群体阅读差异。这在经济、管理类刊物的阅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中产群体选择经济类刊物的有138％，管理类刊物的有75％，而非中产群体对两类刊物的阅读选择分别只有45％和14％；对专业类、知识博览类、文学类、时尚类等刊物的选择上同样存在群体性区别。选择专业类刊物的，在中产和非中产中分别有170％和95％的比例；阅读知识博览类刊物的中产人士在比例上是非中产人士的两倍，两者在各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6％和63％；对文学类刊物的选择上，中产为157％，非中产为96％；其中最有趣的是对时尚类刊物的阅读，虽然中产与非中产群体之间在此项选择上也存在阶层差异（卡方检验值P=0042），但两者的比例相对接近，中产为239％，非中产为173％，合计两者的选择，也达到了412％，就总量而言，仅次于对文摘与生活类刊物的阅读选择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下人们对时尚的关心已非简单地关乎阶层，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及生活质量本身的关心。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生活方式与道德价值观也正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悄悄地进行着，并已日渐显示出其影响。这从某些日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窥见一斑。我们选择了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圣诞节、情人节、生日、结婚纪念日等进行了电话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虽然中产阶层对这些日子的重视普遍超过非中产阶层，但许多中国传统的节日在国人的观念中正越来越淡漠，反而不如洋节更受到人们的重视。春节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传统节日，只不过，相比之下，中产阶层对春节的重视程度要比非中产阶层高一些：一个是80％，一个是72％。对中秋节的重视则两个群体间不存在差异性：中产群体有29％的人会过中秋节，非中产群体有23％的人会过。此外就是生日受到的重视程度最高了，分别有23％的中产和18％的非中产选择了生日。其他传统节日已经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舶来的西方节日如圣诞节和情人节却受到4％～9％的被调查者的重视，不管他们是不是中产（圣诞节中产5％，非中产4％；情人节中产9％，非中产6％）。
第四部分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1）
中国中产是在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氛围中出现的，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就是一个“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后工业社会：“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工业社会，其中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理论知识的首要性”、“新知识技术的产生”、“知识阶级的扩展”以及“科学的蜕变”，因为“科学已经不但和技术而且和军事、社会技术、社会需要等密不可分”。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前言第9、12～14页。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专家治国论或曰科技治国论的观点受到普遍的推崇：“如果说过去百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一直是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那么，‘新的人物’就是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或者集团中的杰出人物）是科学家。”同上引书，第375、391页。这是一个重视知识的年代，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在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文化的全球化影响之下，知识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于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之中。在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也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作为主要以知识技能立身于社会的新中产阶层，他们掌握了怎样的知识与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加以怎样的运用，必然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这影响也必将在他们的文化消费方面有所体现。
对访谈资料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显示，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中国新中产阶层在现阶段的文化消费上已经与其他阶层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文化消费初步呈现出这样几种特征：专业研修型、信息获取型、消遣娱乐型和旅游运动型。我们将对这些初步特征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专业研修型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的变迁造就了知识人才地位的上升。处于这一社会中间地位上的新中产阶层正是这样一批拥有知识与技术的人，因为具备了生产力和管理手段方面的技术知识，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控制着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只是“由于他们各自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新中产阶层才拥有了“独特的力量和特权”，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就成了“一群将历史和集体所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据为己有，并从中渔利的文化资本家。”这完全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所拥有的“特殊文化就是可以为个人创造出大量收入的资本”。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6～16页。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就这样巧妙地建立起来一种关系。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成为现阶段中国新中产阶层阅读的第一需要。
如前文所述，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已经表明中产阶层在专业性阅读上区别于非中产阶层。对访谈材料的分析更进一步说明了中产专业型阅读的两种情况：一为已经在专业领域内获得一定职业地位与身份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年龄一般在40岁或以上；一为从事商业性工作的人从事非研究性工作但需要专业技能的职员，这批人年纪尚轻，他们希望更好地实现个人的目标，为此往往还会进行其他专业学习。一句话，专业研修已经成为新中产阶层文化阅读的首要特点。
接受我们采访的医生B9说：“平时看书主要就是专业类的。一方面因为给病人看病，你就要知道哪些是最先进的东西，有没有新的发明，再一个我还带着研究生，要给他们上课，你不能教给他们过时的知识。”受访的银行中层管理人员S2则说：“（因为）是研究部门，手底下全是硕士，我的压力也蛮大的，年轻人提的问题有些我不知道，就得赶快去看书，要看怎么回事，这也有压力，所以要不断地提高。”在对书刊的专业性阅读上，最具特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S10、S6、S7，均为大学教授，虽然他们都强调自己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比如说不大看小说，不大看文学作品，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