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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了栏目末位淘汰制。也就是说，它每年把CCTV的10个频道中“收视率低、观众反映较差、节目形式陈旧及成本太高”的10个“垫底”栏目淘汰出局。淘汰的依据是2002年开始实行的《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及栏目警示淘汰细则》等制度。这些制度中，以收视率为基础的客观指标、各方面评价的主观指标、投入产出的成本指标分别占5∶3∶2的权重。收视率的度量衡地位在电视领域的独尊，由此可见一斑。孙正一、柳婷婷：《2003年中国新闻业回望（上）》，人民网2003年12月30日9：26。
电视业界的这种收视率第一的法则甚至影响到像《焦点访谈》这样的以深刻和严肃著名的王牌节目。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撰文说，从1994年4月1日～1998年12月31日，在播出的1632期《焦点访谈》中，有396期节目内容是舆论监督，占已播出节目的242％，其中316期直接点了被曝光单位的名。梁建增：《聚焦〈焦点访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3期。而据9月1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央视主持人敬一丹8月在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而在2003年第8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同样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余伟利说：“据《对〈焦点访谈〉及其舆论监督节目的量化分析》中的数据，8年来硬监督节目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进入2001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硬监督的数量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每周两期……从群众目前的反馈来看，普遍认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力度减弱……剩下的70％分别为国际、正面、中性和软监督节目。”
在收视率和市场的强力作用下，媒体社会责任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纯粹的商业价值观往往只能追随经济利益，其所损害的是受众对于批判理性和独立思想的迫切需求。
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表现，2003年第11期《电视研究》见水根撰文提出：新闻娱乐化从传播内容上，它偏向“软”新闻或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在选择新闻时把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内容当作新闻报道的重点；在形式上追求新闻事件戏剧化和激情化；渲染新闻事件的情感因素和细枝末节，形成对受众感官的强烈刺激。在这方面，一个更为极端的事例是：在我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却在节目中播出字幕，让观众有奖竞猜袭击者身份。对此，2003年第11期《青年记者》周云龙文章指出：“收视率一旦成了与名与利捆绑挂钩的‘硬标准’，它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过度或片面的追求，乃至盲目的崇拜，随之也就伴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贴近名义下的庸俗迎合、敬业姿态下的低俗传播、批评态度下的恶俗污染，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更为可怕的新闻实践：对新闻生命的戕害、对职业底线的践踏、对舆论导向的误读。”转引自孙正一、柳婷婷； 同前引文。
布迪厄曾在《关于电视》中讨论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他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越来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而实现的。布迪厄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两个倾向：一方面，收视率使电视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对轰动煽情、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的无一例外的追求，使电视对现实事件的选择和处理模式呈现非政治化的单一，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造成了政治的空白。另一方面，电视通过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轻而易举地把社会新闻和日常琐事转化成具有某种政治和伦理意义的，从而激发公众的负面情感，如种族歧视、对异邦异族的恐惧和仇恨等。一方面电视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而导致这种双重性的原因，在布迪厄看来，正是以收视率为代表的商业逻辑。周宪：《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从阿多诺到布迪厄的媒介批判理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权力的媒介》一书中，着重探讨了新闻媒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他将媒介受到的控制分成4个方面：Altschull； J H；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1984）p254
①从官方角度，媒介受到国家的控制；
②从商业角度，媒介受到广告商及其拥有者的控制，反映它们的意识形态；
③从利益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一些为它们提供资助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政党或宗教群体；
④从非正式的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那些试图推销自己观点的个体捐助者的意愿。
我们看到，在我们追寻伯杰式的电视批判意义时，中国电视业界当下的弊端开始展现无遗，它不仅可能包括了阿特休尔所述及的媒介受到的4个控制，还有可能受到第五个控制：传媒对于受众需求的不适当的或虚假的建构。
一方面是受众存在着对“有意义的”题材新闻信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电视的过度娱乐化，两相对应，只能导致那些执着于前者的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则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人群的筛选，也包括对人的不同精神层面的筛选。考虑到人在追求享乐上的人性弱点，这种“社会大众”的认同，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失范所带来的繁荣。
而考虑到本文的旨趣，这里，我们原本所要询问的只是：在这个不适当的繁荣之中，是哪些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
调查数据表明：尝试疏离电视的正是一代有文化的新中产阶层。
第三部分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4）
网络依赖与数字鸿沟
如前所述，知识沟理论假设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经由大众传播获得的知识与信息是有差距的，并且其差距有扩大的趋势。1980年代，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开始被不断提及，用来说明人们对数字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的接触与使用上存在的差距。在以上有关电视疏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在提及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网络媒介的偏爱。事实上，这种偏爱既可以说是因——对新媒体的使用使得他们成其为中产阶层，也可以说是果——当他们成为中产阶层时，他们即具有对新媒体的亲和力。
因果的问题不是本文理论探讨的目的。我们要在此指出的是，中产阶层不断加深的网络依赖，也在不断加深数字技术意义上的知识沟——数字鸿沟。
据考证，“数字鸿沟”一词肇始于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对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穷人 （the information havenots ） 之间存在鸿沟的认识。不过，这里所谓的鸿沟，主要指1980年代Apple II电脑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数字鸿沟一词真正引起公众关注则是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与信息局（NTIA）发布的题为《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对数字鸿沟现象的具体描述，报告详细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中国新闻学评论》2003年12月23日。
在中国，有关数字鸿沟的问题早已得到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已经层出不穷。关于其概念，第一种定义是祝建华在其《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提出的，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而其操作定义则为“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简称网民）比例之平均差别”。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吴有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第220页。另一种数字鸿沟的定义方法则在着眼点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