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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２９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２９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可作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那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２１〕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
由于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蒋介石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１６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希望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７月１７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为：〔２２〕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１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中国的抗战准备与部署 3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 第２９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决心抗战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参谋长桥本群提出： ７月１８日由宋哲元道歉；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这已实际上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１８日下午１时，宋哲元偕张自忠向日司令官香月道歉。１９日晨７时３０分，宋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日军准备的专车离津回平。就在１９日这一天，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向中国守军发动炮火袭击。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借此发表声明：“从２０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在天津的张自忠听到这一声明后，立即访问日军参谋长桥本，于是在当夜１１时，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其内容是：“（一）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 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 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 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 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 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３７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２３〕在北平，宋哲元屈从日军的要求，于２０日晨５时，命令在北平附近的第３７师于当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并于２１日集结完毕，准备向保定地区撤退；为掩护第３７师集结，令冀北保安部队一部位于八宝山附近，待第３７师集结完毕后，该保安部队于２２日撤退。下午３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驻屯军参谋和知、副武官今井访问了宋哲元。宋向他们保证阻止中央军北上部队前进，让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们还商谈了第３７师撤退以后遗防由第１３２师接替等问题，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宋、张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和第２９军广大官兵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妥协退让方针。
７月２１日、２２日，日军连续炮击和进攻宛平城，团长吉星文负伤。
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日
日本的无端挑衅和步步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为决心抗战，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中华民族在抗战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团结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２９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２４〕１３日，国民党西安行营通过正在西安的叶剑英了解红军调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叶报告中共中央后，立即得到中央肯定的答复：“（一） 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二） 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 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四） 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的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２５〕西安行营立即将中共中央同意红军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答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