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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粮食很快被搜罗一尽，红军战士又分头四下活动，寻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粮食。在婆罗子，一天，萧锋带着警卫连到几十里外的青山找粮。“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里跑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们走到洞里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麦。我们打了张借条：你藏的四袋青稞麦，红军借用一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借走了人民的粮食，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亦念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很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１１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作。”
德国顾问李德当时随红一方面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至于我们和当地民众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尔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么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红四方面军战士们的眼睛盯着藏族土司的碉楼和喇嘛庙。这些金碧辉煌的巨大建筑物与荒野中贫民的破烂小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藏民眼里，土司宫和喇嘛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而在红军战士看来，那里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都属于该打的土豪。一路上，这些土司宫和喇嘛庙给红军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房子大，可以给几千红军当宿营地；二是粮食财产多，可以补充给养。
萧永正，当年的红３０军供给部粮秣科长，曾有过一次传奇经历。部队快要到达毛儿盖时，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开了一张６０万斤的领粮条，让他带一个运输队去某地领粮。他带着各师的运粮队共２０００人马，兴冲冲地到了指定地点，没想到粮食已经被先头部队领完了。萧永正顿时着急上火，这关系到一个军的生存，责任重大啊。他们被一方面军的同志领到一座巨大的土司住宅里休息，这座依山建造的高大石楼，足够容纳几千人。萧永正还在为粮食发愁，突然，奇迹出现了。他回忆：“正当我上楼的时候，给我管马的小鬼急急忙忙从楼下跑上来对我说：楼下发现了一个洞，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底，好象是个无底洞。我跟小鬼下楼一看，原来是石头砌的墙壁和石板地之间塌了一个口，一眼看去，漆黑一片，深不见底。我点着火把，踩着梯子朝下走，走下去几丈深的地方，我很敏感地嗅到谷物气味。心里猜想，这里准是个很大的粮窖。倒是小鬼眼尖，看清了里边的东西，他惊呼起来：‘粮食！粮食！这么多粮食！’我们将火把举起一照，果然是金黄一片，都是上好的青稞麦。小鬼高兴地在‘麦海’上翻身打滚。穿过‘麦海’又出现了一间地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整只整只的腊猪、腊羊及整块整块的腌猪肉和牛油，而且还有不少布匹。”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如同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于是，土司的全部储藏，统统被红军搬了个干净。
在川西北这片广阔荒凉的藏民区，粮食就是生命。埃德加·斯诺描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靠枪才能得到食物，红军被迫为几头牲畜而打仗。毛泽东告诉我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买一头羊要搭上一条人命。’他们从藏人的地里割青稞、收甜菜、萝卜等蔬菜。他们就是在这样极其缺乏给养的情况下过了大草地。‘这是我们欠下的唯一外债，’毛泽东幽默地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东西。’”
红军筹粮的行动，使本来就很紧张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冲突和矛盾上升为武装的对抗和战争。在诺那活佛和土司头人的鼓动和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匿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专门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
７月２日，童小鹏跟随红一军团从卓克基向松潘进发。行军首先要找向导，但所到之处，村庄空无一人。只好沿着先头部队的脚印往前走。忽然，“见大片雪山拥于眼前。至见先头部队从雪中踏过时，大家都奇怪地说：为什么以前爬小雪山都很早知道，今天爬大雪山都不晓得？原来是因为这一带藏民都逃避一空，无从调查路线”。艰难地翻过雪山，原定到一个叫岔嘎的村庄宿营。“因前面桥梁为藏民破坏，中途遇先头师折回绕路，我们也折回上山，在仓德宿营。”（当地的河都不宽，但水流湍急冰冷，徒涉很快就会冻僵被水冲走，所以没有桥就无法过——作者注）这一天只走了３０里。
７月３日，他们从毛儿盖向波罗子前进。“出发还未走十里，藏人在途中捣乱了，只得停止对付他，约战一时余，才将其击退，被其击伤几人，马两匹。前面部队还没到波罗子，因波罗子附近之桥被藏人拆断，正在搭桥，只好在途中宿营起来。渴望着的波罗子又未到。”这样的行军真够让人恼火的。
萧锋所在部队６月３０日从梭磨出发。“这一带山路两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听到森林里‘呀罗，呀罗！’（杀汉人的意思）的叫喊声。通讯连一个班长和两个战士外出架线时，被藏族头人的反动武装杀害。”“沿途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捕捉我们掉队和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据统计，仅直属队就有二十几人被捕杀。”藏民武装袭击的规模越搞越大，８月３日在毛儿盖地区，一军团３团７连“在上打古山峡放连哨，被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除一通讯员逃出外，其余６５名同志都被杀害了”。从遵义走到这里，一方面军还很少吃过这么大的亏。萧锋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危险，８月５日，“午睡时起床到屋后解手，突然有三个藏民打扮的人从小树林里拼命跑来抓我，我急得提着裤子就跑。我的老天，差一点被他们杀了”。
第一部分第４章：陷入困境（3）
在红军与藏民的对抗中，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一天，王平率１１团进至一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王平对彭德怀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德怀不让打。王平用手枪开了一枪，想吓唬吓唬，老头动也不动。邓团长用步枪一枪打中了老头，没想到“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拇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大家这才明白，藏民“喜欢强悍，鄙视懦弱；只有你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最困难的是陈伯钧所在的红五军团，他们与四方面军的９军共同担任后卫，驻守懋功，掩护红军总部的安全。在藏族骑兵的袭扰下，几乎无日不战。与藏军相持数日，到７月１１日，懋功城内部队的粮食只够七天之用，再等下去就要挨饿。陈伯钧命令部队四出搜索粮食，打击顽抗之敌。１８日，一支采粮队在部队掩护下前往三岔沟，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