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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朱元璋因为部民乞留被贬官员，而加赏被贬官员一事，他说： “既然是属吏，治罪或宽宥都应出于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就立即对之宽纵，是赏罚之权柄，民众转而操纵之，成何政体？明太祖把他们赏赐超擢，不啻于导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窥见其谕意，相互勾结混淆视听，流弊何所底止？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乾隆帝认为这就是“纲纪不振”。他一向仇视民意。请看他自己亲自处理民众请愿的一个事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告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 “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拷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是生员段昌绪，后来又从段昌绪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之乱时发布的檄文，立即杀头。
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彭家屏如今胆敢为民情愿，反映实情，惹怒了乾隆帝，被抄家。乾隆帝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乾隆帝说： “你是久列朝廷大员，世受国恩之人，若肯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彭家屏说： “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乾隆帝再三逼供，彭家屏只好承认家中藏有《豫变纪略》、《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明末野史。但是到他家查抄，并没有找出实物。乾隆帝就推论说，一定是被他儿子彭传笏烧毁了。令图尔炳阿等“将伊子及家人严行审讯，明白开导，令知此事系彭家屏亲自供出，无可狡赖，速行据实呈出，尚有可宽之路，如坚持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不能为伊宽贷也。”在威逼利诱之下，彭传笏不得已供认了自己焚毁逆书一事。乾隆帝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 “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耶？”乾隆帝看出彭家屏有怨恨之意，就认为他已经“绝灭天良”，命将彭家屏及彭传笏定斩监候，家产入官。此案是乾隆帝亲自锻造的经典大狱。没有丝毫证据可言，全凭逼供信锻造之。不论是彭家屏收藏“逆书”，还是其子彭传笏供认焚书，都是子虚乌有。而彭氏所供出的所谓“逆书”如《豫变纪略》，写的是李自成“闯贼之祸”，与满清无关，《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则是记明清史事，并未诋毁满清，只是个别字句略有“违碍”而已。
《君臣道》第四卷乾隆帝的霸道（二）
七月，图尔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帝说： 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甚为狂悖，“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又责彭家屏不避庙讳御名，综其罪状，赐以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是所谓的“开一线之路”从宽处理了。乾隆帝指责《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相联系为有罪，非常可笑。当时托名上古帝王是为社会时尚，不足为奇，更不足为罪。至于说不避庙讳御名之罪，也非死罪。乾隆帝不是自称“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吗？（《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六）归根结底，是彭家屏不该为民请命。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而放弃了当年读书时接受的儒家思想。以前他主张帝王要“虚心纳谏”、“包容涵覆”、“宽则得众”。后来看到张广泗在上疏请罪辞里有这样一句话： 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他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登基后就将李绂冤狱平反。但是到了晚年，却又认为，李绂诗文多有“牢骚已甚之辞”，“此等纰缪语言即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害不浅”，令将“所有各项书本版片，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毋令稍有留遗”。
乾隆初年，乾隆帝不满意臣工的消沉，所谓勤者“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对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则漠不动心。处理政务，不求事理之至当，惟以皇帝喜怒为转移，他说“即如朕于当宽之事降一宽恤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宽，凡所办理所条奏之事，悉趋于宽之一路矣。朕于当严之事降一严厉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严，凡所办所条奏之事，悉归于严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号令甫颁而明日之摹拟旋至，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乾隆起居注》三年五月）。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就不允许臣工与自己意志有相左之处，拼命打压臣工的独立意志。臣工们当然只有随风倒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的皇帝。
二十九年，舒赫德等奏报秋审事实，其中请求改为缓刑处决者甚多。乾隆帝看到给自己“法外施恩”所留空间很小，就大为恼怒。说是如此办理有专擅之嫌，降旨训斥道： “所奏并无一二情节稍轻，可以待朕另有抉择者，是伊等所进情实犯中禁不令朕宽免一二人矣。昔人说，皋陶三次曰杀，尧三次宽宥。如今舒赫德等已经以宽宥自居，让朕如何再用权？是伊欲博宽厚之名，小有才而未闻大道，将来如果自己犯法，他人定罪恐怕未必敢于为之改为缓刑处决。”予以严厉申斥，把奏摺掷还。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代一位有名的学者，任翰林院编修，他思想解放不受拘限。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考选御史，杭世骏的应试策论仿照孟子与齐宣王问答形式，批评了乾隆帝重满轻汉的政策。他说： “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又论及朝廷用兵敛财及皇帝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孤行，其流弊皆及于百姓；论直省藩库宜款存留，以备不虞，等等。乾隆帝为自己辩解说： “满汉远迩，皆朕臣工，为一体，朕从无歧视……且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杭世骏独非本朝臣乎，而怀挟私心，敢于轻视若此。若稍知忠爱之义者，必不肯出此也。”结果，加以怀私妄奏的罪名将其革职归里。回乡之后，杭世骏从不读邸报。同年有新任大学士、总督、尚书者，他全然不知。他自号秦亭老民，和朋友结社，诗酒往来，蔑视权贵。并到处漫游讲学，其能言善辩、不拘小节的豪迈之气一如既往。乾隆帝南巡时杭世骏曾迎驾西湖，被赐复原官，但终未兑现。据说，乾隆帝有一次南巡时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死吗？结果杭世骏很快就病死了。一次，乾隆帝出巡塞外，他在马上情不自禁地吟道： “迎风苇露清于染，过雨山痕淡入诗。”并对从臣说道： “此杭世骏诗也，惜其没福耳。”
当年雍正帝要求自称“奴才”的地方官员改为称“臣”，批示道“书臣字得体”。而乾隆帝却因为有人不自称“奴才”而自称“臣”而发怒。他说： “臣仆本属一体，均系事奉皇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
乾隆帝还喜欢亲自审讯官吏，甚至亲自动刑。这根本不是皇帝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