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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张廷玉早就向雍正帝上书强调过。因为是雍正帝本人喜欢严刻，官吏们才严刻。雍正帝对科举朋党的打击，没有触及到张廷玉，张提出“慎刑”问题也没有触怒雍正帝，是因为张廷玉有功，他的批评就被容忍了。但严刻之风在雍正朝是刹不住的。
户部尚书史贻直对雍正帝压制科甲，变更陈例，科道吏部不专用正途，官员升迁不循资格的做法提出异议。雍正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相权彻底摧毁。压制科甲与官员升迁不走正途的目的，是防止重臣大僚利用分配权力的机会营私舞弊，收受贿赂。
此时，雍正帝的宠臣“模范督抚”田文镜成为众矢之的，朱轼指责他在河南虚报垦田，逼迫小民输粮，百姓不免苦累。史贻直则对田文镜在河南的两大政策： 垦田和捐输予以根本的否定。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在一点时间内做一些好事，但是这不等于他一辈子都会做好事。所以儒家的观念强调人要终生不懈地修身养性。孔子说他的好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是“三月不违仁”。仅仅三个月都不容易做到，要三年、三十年不违仁做得到吗？田文镜不是贪官，而是能吏，尚且不能够坚持做好事，贪官就更糟糕了。
《君臣道》第四卷物极必反，殊途同归（二）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又对雍正帝的文字狱提出批评。他说： “举首文字悖逆之案，多挟嫌陷罪，有司见事生风，株连波累，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告之罪。”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胆大妄为了。皇帝怎么能放弃文字狱这一基本国策呢？后来乾隆帝搞文字狱也是好大喜功，把修书的文化事业搞成焚书的文字劫难，两者合二为一，盛况空前。
谢济世这位严猛政治的受害者，被发配充军九年，乾隆帝即位，被召还，补授江南道御史。谢济世又不甘寂寞，在“广开言路”一疏中，对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指斥皇上，如唐魏征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征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人皆仰之，哪里用保密？”
第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雍正帝以密折广耳目，对科道素不重视。谢济世对此批评道： “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掌管膳食之人不问，而问掌管衣物、珍宝或其他执事。”他认为通过科道广开言路的具体做法是： 严肃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仍居官位，不宜加以戮辱”。他又提出，应解除文字忌讳。文字忌讳始于明朝，不但无益，而且使言路闭塞“谀妄成风”，“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之朝，岂不盛哉？”谢济世又说：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国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谢济世）乾隆帝斥责谢济世“语言淡忘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渎奏者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乾隆帝没有严惩谢济世。
诚如谢济世所言，雍正帝完全是法家的“杂霸之治”，但是也有效果。达到汉唐的程度已经很难，尧舜之治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古人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表达，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其实，古人与今人的理想境界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提倡“二帝三王之治”，潜台词就是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否定。其中的奥秘今人是不懂的，但是乾隆帝是懂的。在皇帝看来，这自然就是“太阿倒持”了。以谢济世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大臣对君权一揽的批评，使乾隆帝提高了警惕，他在实行宽仁和平政策的同时，不忘“宽而有制”。“宽严相济”是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宽而有制”则是皇权对相权的防范。
乾隆帝深知，谢济世的儒家思想是具有危险性的。在雍正朝他注《大学》，罪名是“私注经书”，现在他又把“私注经书”《大学》进呈乾隆帝。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都使皇帝很不高兴，说他是“拾取浮言”。后来湖南巡抚蒋溥密奏谢济世刊印《大学注》、《中庸疏》。这些书的注疏大概都要经过“钦定”，敢于“私注”，说明谢济世颇具自由独立思想。乾隆帝当时没有兴文字狱的打算，放了他一马。乾隆帝指示湖广总督孙家淦查处此事，并说谢济世只是“识见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乾隆帝能欣赏清官，但是不能容忍自由独立的思想。谢济世注的经书及印版全部被销毁了。这是乾隆六年的事，此时乾隆帝还信守“朕不以言语文字罪人”的原则。可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在兴胡中藻文字狱的时候，就把谢济世也捎上了，可惜谢济世已经病死了。乾隆帝说： “谢济世性情乖戾，其所作书词，颇多谬妄，使其人尚在，自当明证其罪，以昭惩创。”命地方官“将其已印刷之书及原刊刻板尽行查出销毁，勿使稍有疏漏”。
又有一位御史李贤经，对皇帝“乾坤独断”的极权形式提出异议。他上疏说：“今后在内部院，在外直省所办一切琐屑细务，不必尽烦圣览，其无益于治道，或者伤于治体者，请于内咨会九卿，于外饬知督抚，公同酌议，可裁减者裁减，宜禁革者禁革，如果事关重大，方请皇上断裁。”对这种分权请求，乾隆帝的回答很坚决，“断乎其不可”。
后来张广泗在给皇上的请罪词里有一句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乾隆帝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而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造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皇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考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生员段昌绪，立即杀头，彭家屏因为反应实情有罪，被抄家，并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但是抄家没有找出实物，推论是被他儿子烧毁了，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