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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清朝完成君权一揽形式的专制政体是从康熙朝开始的。
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使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将这种专权形成传统。他说： “天下大权当归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日趋衰微。当时，参加议政的还有大批宗室王公，如和硕康亲王杰书、庄亲王博果铎、安亲王岳乐、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贝勒察尼、董额、尚善等。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博翁果诺等辞去议政，此后又罢领兵诸王议政之权。康熙二十四年，又将都统中不能办事者罢去议政权。此时，参加议政的宗室王仅剩杰书一人，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最高决策机构变为皇帝议事和咨询机构。康熙三十六年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成为议政臣会议。满洲王公贵族在中央的发言权日趋削弱。
当时，无论是议政王大臣、内阁大学士，还是值南书房之汉官，均不得专擅朝政，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参与某些重要政务，拥有较大发言权，但这种权力只能源于康熙帝的授予。康熙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理论与原则，使其后世子孙有章可循，有案可稽，从而保证了这种政体的长期延续。概括起来，他在这方面的君势、法术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皇帝独揽兵权，犹今日总统为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八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八旗王爷拥有兵权。康熙十八年，康熙帝限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管宣命教养，整饰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剥夺。以后，把八王统兵征伐的惯例改为由皇帝任命出征，往往是以皇家子弟为帅，这就削弱了八王的军权。康熙晚期，更由皇子管理旗务，彻底改变了八王及其子弟统兵出征的传统。
康熙帝对将军控制严密，绝不使军权下移。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总结经验，不但不许将军久握兵权，而且令其经常朝见，使其心知敬畏。他说： “边疆提镇，久握兵权，绝非美事。久握兵权，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也。”又说： “边疆提镇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因为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昔者，朕曾降赦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也跪人耶？由此看来，不可令人久擅兵权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第二，用人之权不可旁落。朝中重臣，用黜一概出自皇帝，绝不分权于大臣。
用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这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康熙帝说： “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故臣下不得专擅。在列数鳌拜罪行时，曾特别指责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朝廷内外都用其奸党”（《康熙实录》卷三四）。有鉴于此，康熙帝亲政后对朝廷用人实行高度垄断，严防臣僚僭越。其实是防不住的。康熙中叶，权臣明珠、余国柱，卖官鬻爵，权势熏天。康熙二十六年，小于成龙控告二人卖官。康熙帝问： “何无人参？”答： “谁不怕死呢？”康熙帝说： “有我在，他们的势力重于四辅臣吗？我欲去，则尽去之，有何怕？”然后才有人敢于参劾，乃将二人革职。
又如： 当时河道总督（小）于成龙“自任巡抚及为河道总督，惟知援引私人”，这本来也是官僚体制之内的成例，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于成龙却说出“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的话，康熙帝听到他这种言论，颇不以为然，当面训斥他说： “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朕今用人，若有保举官员，亦必就中论俸升补，即素所深知者，亦视其效力之处，酌量用之，否则，俱使论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又说： “于成龙居官好，亦曾效力，但为人胆大，凡事必欲取胜，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既然于成龙是针对自己一部分属下说这话的，某些职位也不可能都由皇帝来任命，就不必深究。显然康熙帝认为，于成龙有藐视君权的意思。
朝中权臣索额图、明珠用事，必然影响到皇帝的用人之权。一般官员以为非走他们的门路不能得肥缺，舆论也是如此。康熙帝有所耳闻，特降谕旨： “今朝廷用一人，外人即曰是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使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于大臣之门，从此而起。凡官员之优劣，朕若不问大臣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与舍则皆出于朕之独断。间或用一二人，也不过是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那么朕所治理之事又为何？虽有经过询问九卿举出之人，用者与不用者各半。”大臣可以荐举，但用人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决不在大臣，否则皇帝就没有事干了。
《君臣道》第一卷康熙帝的法家治术（二）
如征讨台湾，康熙帝就是先问后定。姚启圣多次上疏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启用施琅之前，康熙帝问李光地： “你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李光地答： “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覆旨。”康熙帝说： “很是，你去想。”后数日，皇帝派明珠来问，李光地说： “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台湾）杀，是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没有人超过他。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为海上郑军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郑军锐气。”后来，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起用施琅，李光地认为是自己起了关键性作用。康熙帝则认为，特别擢用施琅是“断自朕衷”。其实，最早并多次保举施琅的人是姚启圣，他甚至以全家百口力保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征台成功，康熙帝就认为是自己用人权运用得好，但如果施琅不成功，恐怕就该问大臣的妄举之罪了。
康熙帝的法家用人思想，必然有其失误之处。试举两例：
清初名臣大学士魏裔介于清廷颇有贡献。但是，在康熙帝清除鳌拜之后，却遭到弹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举劾他与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相互勾结，专权乱政。吏部都察院会勘的结果是，此奏不确。魏裔介受此打击，遂于次年正月以病乞假。虽然魏裔介与鳌拜不是一党，但是也没有势同水火，这就很可疑，有些不可靠。这种思维逻辑是人们常常使用的。年轻的康熙帝不免对其有迁怒之意，所以对于魏裔介就毫无挽留之心，这就使朝廷失去一名卓有建树的能臣。魏裔介颇有远见，早在康熙元年二月，当魏裔介得知吴三桂俘杀了明永历帝后，他就上《请驻防荆襄以防要害疏》说，云南虽平，但地处边陲，倘或戎寇生心，鞭长不及，鉴于前史，荆襄乃天下腹心，据水路之胜，当选一大将领兵数千常驻荆襄，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变，这是百年久远之计而非徒今日之谋也。（《兼济堂文集》卷一一）当时是鳌拜当权，未予采纳。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叛，迅速进入湖南。康熙帝平叛的第一个行动正是运用当年魏裔介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代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赶往荆州防守。时人都佩服魏裔介的远见卓识。可是，魏裔介始终没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谋，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于康熙帝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