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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赐履升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一次，君臣讨论不扰民的问题。熊赐履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官员以多事为政绩，以喧嚣为繁荣。急于用事者，不仅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是欲留名则不达。康熙帝极赞成他的观点，以为清静无为之道确是治国的上策，“致治实在是不宜太快，只须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从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升迁、亟亟乎建立丰功伟业的官吏们，他就摇头叹气： “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康熙帝特做一篇《宽严论》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 天下大治之本在于宽仁，这是上天爱民的体现。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宽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嚣，清静无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读史书，见汉朝发生灾变即诛宰相，感叹道： “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然归罪于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过，不得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命礼部官员前往视丧并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又眷念其旧劳，擢用其子。
《君臣道》第一卷南书房师友（一）
南书房师友
清初，在中央衙署内，满汉关系十分紧张。汉官极受压抑，六部尚书，概为满员。顺治五年（1648年），始设六部汉尚书，但无实权，不过“相随画诺”而已。顺治皇帝亲政后，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不见汉臣。顺治帝虽有过尊儒的举动，但只不过是表面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要把“本朝家法”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大学士陈名夏提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的进步主张竟被杀头，这很可以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态度。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曾把其控制区内的汉族缙绅（士人）尽行捕杀，仅有少数人逃匿。这种仇视汉儒的政策，在皇太极时代略有改变，但清廷视汉官仍不过是高等奴隶，汉臣见了满臣必须下跪。甚至汉官也要学满语，学不会而遭打骂的事司空见惯。廷议时，满臣可坐，汉臣须跪，地位明显不同。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汉族儒臣再次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为了压抑汉人，削弱文臣在朝廷的地位，他们改变了顺治帝仿明朝政治和汉化的治国方针，将内阁和翰林院撤销，恢复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等旧制，并降低了汉官品级；裁减汉人言官；减少了进士的录取额；官缺，汉族仅占四分之一，且并非重官要职。如此压抑汉臣，其目的无非是驯养汉臣的奴性心理，并防止满族政权的汉儒化。
顺治时期，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仍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低，是防止大学士权力过大的意思。内阁没有明朝时期总制均衡的地位。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御理政事之后，于翌年（九年）八月，承顺治十五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才稳定下来。
康熙帝修改尊满抑汉的政策，所倚重的两位满洲贵族，一位是协助他逮治鳌拜的索额图，还有一位是明珠。两人都是满洲正黄旗人，都与爱新觉罗氏结亲，二人共同辅佐康熙帝，成为康熙帝的两翼。而二人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满汉矛盾。康熙帝意识到，满洲的“祖宗家法”于满洲贵族王公大臣们有利，却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他赞成学习汉人的制度。汉臣们因为受到满臣的压抑，当然也反对满洲家法。索额图是满洲贵族的代表，而明珠却是主张汉化。康熙帝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自然是倾向于汉化的。
明珠（1635~1708），字端范，姓纳喇氏（又译纳兰），满洲正黄旗人，出身于“海西四部”，极受康熙帝倚重。康熙三年（1664年），任内务府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六年任纂修清世祖实录副总裁，七年奉命视察长江、黄河、淮河水利工程，对治河有正确的建议，后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御政之时年仅16岁，明珠则长康熙帝19岁。明珠审时度势，看到满汉矛盾的激化将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为此，他辅佐康熙帝力除陈习，洗刷积弊，基本抛弃了压抑汉官的政策，实现了清初治国方略的转变，开拓一朝新政，为清朝中期的盛世奠下了政治基础。这个根本的政策转变的本质就是尊满用汉、崇儒重教。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深刻时，往往导致国家动乱，吴三桂之乱更有民族矛盾的成分在内。叛乱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地方汉族军政官员的响应，与清朝初期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很大关系，而朝廷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康熙帝在用人制度上抛弃了民族歧视政策，转为重用汉将。吴三桂之乱，明珠与王熙同掌兵部，起用“河西三（汉）将”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等，提高绿营兵的地位。康熙帝同意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正是由于汉人官兵地位提高，战争形势才开始好转。
明珠协佐康熙帝开经筵日讲，开博学鸿儒科，修纂《明史》，设南书房，起居注官增加汉员，内阁学士增设汉官等。总之，尽力争取汉族士大夫与清廷合作，调整统治阶层内部的满汉关系，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以加强政治稳定。此后，除了少数士大夫仍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外，大部分士人都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汉人入仕人数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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