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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1980年1月1日起，我国已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像姚向东这样的中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正式的法律教育，他头脑中只有笼笼统统的极不准确的一些观念，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夜里“掏窝”啦，给罪犯戴“小镏子”（手铐）啦，推了光头押到台上开批斗会啦，布告上的名字上头给划个红对钩啦……他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他其实完全可以折回薛家，交回那块雷达表，并交出兜里所有的钱——他花掉的并没有多少，所差的那一点，人家可能在原谅他的同时，干脆不要他补……如果他怕薛家的人不能谅解他，他也可以去派出所自首；可是姚向东却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想……
他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他也痛苦。
天色晦暗下来，鼓楼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剪影。
张秀藻没有同母亲一起坐小轿车回家。送她母亲于大夫回家的傅善读不禁在车上问：“你们千金是怎么回事儿？对房子不满意吗？”于大夫摆摆手说：“你别在意！如今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人家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
张秀藻的确是这么个心思，她不仅觉得不必沾光坐父亲单位的小轿车回家，就是那即将搬去的新居，在她心目中也明确地被认定为是属于爸爸妈妈的，她只不过是借住一时而已。一俟她毕业后独立，她是宁愿马上搬到低水平的集体宿舍去住的——不是她不喜欢小轿车的迅捷方便，更不是她拒绝享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房的舒适，而是她认为，只有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辛勤劳动和出色贡献，去逐步获得那一切，才能问心无愧。
张秀藻坐公共汽车回家。同去时一样，她乘车和换车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她在鼓楼前下了8路公共汽车。
“张秀藻！”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她。
她一偏头，啊，是荀磊！一天之中，这是她同他的第二次邂逅。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荀磊却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奇遇。他从百货商场买好表，正骑车往回走。他凑巧在汽车站那里遇上了张秀藻，便本能地唤了她一声。
张秀藻站住了。荀磊下了车，笑嘻嘻地问她：“你的表几点？我跟你对对！”
在荀磊这方面来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尽管商场钟表部在卖定那块雷达表以后，照着柜台里的挂钟给对了个时间，而且荀磊也用自己腕上的表，同时给校正了一下，但毕竟都未必精确——张秀藻家的任何一个计时器却都是必定精确的，所以，荀磊见到张秀藻，不由得首先说了那么两句话。
张秀藻原想矜持地同荀磊一点头，便庄重地朝前走去。但人家提出的这个要求，实在没有不予满足的道理。于是，她便伸出手腕，看着自己那块功能齐全的电子表，详尽地报告说：“1982年12月12日十六点五十八分三十四秒……”
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精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道，是为冯婉姝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姝已经达到的关系，要为冯婉姝买表，他们应当一块儿去啊……
荀磊没有觉察出张秀藻惊疑探询的目光，他把表校好以后，感慨地说：“12月12日！双十二！唉呀，你看，我差点忽略了——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日子啊！多少周年啦？”
张秀藻也一惊。是啊，一整天都快过完了，怎么总没能想起“西安事变”来！她心算了一下，立即呼应说：“那是1936年爆发的……到今天整整46周年了！”
两个年轻人这时对望了一眼。有一种电火般的东西，撞击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超乎个人生命、情感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坚实的东西，那便是历史。
荀磊建议说：“我推车陪你走回去吧。”
张秀藻默默地点了点头。
申 （下午3时～5时）怎样认识时间？（11）
荀磊忽然觉得，有许多想法可以同这个同代人交流。当他们顺着鼓楼根行走时，荀磊议论说：“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有过那么一次醒悟——在无声无息流逝着的时间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尽管从很小开始，大人就给我们上历史课，给我们讲历史，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这两个字在我心目当中，只是一门功课，只关系着一定的分数。比如，填空题：中日‘甲午海战’，发生在哪一年？‘八国联军’的‘八国’，是哪八国？……尽管我得过不少满分，可是，实话实说，很长的时间里，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直到我从英国回来，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又到达这钟鼓楼脚下，一眼望见了这鼓楼后身那口废弃的铁钟时，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眼睛发热，嗓子眼发涩，我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很难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那是一种思想、情感、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综合效应……简单地说，就是我头一回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流逝的时间中所应奔赴的位置和我所应承担的责任……也许，那也就是所谓的使命感——一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融在一起的神圣感觉……”
张秀藻被深深地打动了。听了这番话，她对荀磊产生出一种超出爱之上的情感。这种情感一上涌，她的妒忌、怨艾、矜持、惶惑便迅速地消散了。在心弦的一阵强烈共鸣中，她忍不住激动地呼应说：“对极了！我觉得自己走向成熟的开始，也就是这种历史感和命运感的萌发。记得今年暑假我们一群同学到山西，在黄河壶口大瀑布面前，我就产生了类似你刚才说的那么一种感觉……当然，也许比起你的感受来，这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可我自己很珍视它！……”
眼看已经拐进他们住的那条胡同了。荀磊觉得应当把他们这偶然触发，然而很有兴味的谈话继续下去，便建议说：“干脆，你一会儿到我家吃饺子去吧。吃完饺子，咱们几个同代人敞开聊聊——不光有冯婉姝，还有我的一个……要算堂妹吧，打河北农村来的，她带来了好多农村的新信息，能大大地开拓咱们的思路……咱们就痛痛快快地聊聊这个主题：时间——历史——命运——使命……好吗？”
张秀藻愉快地答应了。她忽然觉得维克多·雨果的那篇爱情诗并不算怎么成功。倒是这位文豪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句话，更为动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现在她同荀磊，同冯婉姝，还有那位来自农村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受的日日夜夜，同雨果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该有多么不同啊；他们对斗争的理解，更不可能与那位异国的文豪相同。然而，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她无妨借用雨果的这句“临终遗言”，来引出活泼而深入的讨论……想到这些，她对即将搬离那四合院，更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并且为自己以往竟不能主动以同代人的身份亲近周围年轻的邻居们，而感到内疚。快走拢院门时，她鼓起勇气提议说：“要是你们家不嫌吵，干脆，我把海西宾也叫到你家去，正式开个‘同代人恳谈会’，好吗？”
“太好了！”荀磊高兴得把一只手拍到后脑勺上，欢呼起来，“你看，这不就翻开咱们小院历史上的新篇章了吗？历史，原本是可以由我们去创造的啊！”
两个年轻人先后轻快地进入了院门。
1905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他指出，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或是否“同时”，在不同的观察系统看来是不同的。量度物体长度时，将测到运动物体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时缩短；与此相似，量度时间进程时，将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走得慢……
那一年，在中国是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尽管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勉勉强强地接受了铁路、电灯、照相术、机器船一类的西方科技成果，并且下诏中止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知道并且理解爱因斯坦这一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高踞北京城北面的钟鼓楼，依然从极为落后的时间观念出发，粗糙地报告着时辰……
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