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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月刊来说，现在是3月，这一期1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4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6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7月的已经开始着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的就在北京那么等着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完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绝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着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着瞧吧！”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3）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着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着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恺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恺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像是纪元后12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着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待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着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伙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待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