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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识大体”，要“做声”，就只有“在牢里”的命运。从毛泽东语气的先后看，他“估计”的第一可能是“在牢里”而不是“识大体”。这也正是毛泽东坦率和睿智之处。因为他认定，鲁迅如在，他要写的必然是和他当时所要求的相违背，相悖逆，因而他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必须把鲁迅投放牢里的。毛泽东的这种估计，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断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前后精神完全一致。在钦佩毛泽东的诚实坦率之余，这一意味深长的判断，不是更能增进人们对鲁迅风骨的理解么？
毛泽东是慎思明辨的，他对鲁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根据不仅是看到鲁迅在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残民媚外的一贯坚定不挠，更在于鲁迅在同情坚决抗日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屈服于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周扬等人的压力。毛泽东的唯一见不到之处，是鲁迅那时如仍在世，写了拂逆他的文字，对“舆论一律”意识禁锢等现象进行批判和抗辩，正确的仍是鲁迅一方。当然，这点后来由历史作出了判断。
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别人对鲁迅的议论，他自己所遭受的种种，都是十分谨慎，不尽欲言的。有些看得出曾使他十分困惑的地方，也大抵采取只叙事实，存而不论的态度。惟有对鲁迅之死，日本医生须藤是否有谋害嫌疑一事，他的怀疑是强烈的，这一怀疑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公案，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过，似乎未曾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但我所接触到的医学界人士却曾关注过这个问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我曾在上海医学院（即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转属于复旦大学）兼课，一次在会议间歇，听到朱恒璧院长、沈克非、黄家驷、苏德隆等教授不知由于什么话茬谈起此事。这几位都是医学界权威，意见值得注意。这几位对解放前在上海行医的日本医生很有意见（不排除这几位都是所谓“英美派”的医学家，和“德日派”有某种门户之见），这与本题关系不大。现在我记得他们的意见是：３０年代尚未发明雷米风、链霉素等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彻底治愈肺结核确很难，但治疗这病也并非没有别的有效手段（他们举了切割肋骨等一些我所不懂的治疗方法），手术如果准确及时，是能延长患者生命的。他们断定，这个须藤肯定不是肺科专家，医技平常，耽误了治疗时机。当时根本不知道须藤有日本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的背景这个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断为庸医误人，应属于医疗事故。
朱恒璧院长很欢喜读鲁迅的书，和我还谈得来，他说，日本人哪里知道鲁迅先生在中国的价值（这点他错了，如果真是蓄意谋害，那是正因为高度理解鲁迅对日本侵略者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果鲁迅先生当时在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治，医生会想尽各种方法挽救他的生命。言下无限惋惜憾恨，给我的印象极深。
以鲁迅的崇高威望，这不仅是一起医疗事故，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事件。可是要追查清楚却很烦难，想一想日本的右翼势力连世人皆知的侵略屠杀的罪责尚且要抵赖规避，就更不说这起历时已久踪迹迷离的悬案了。须藤也早已死去，这事大概将成为一个历史黑洞。
不过，王元化在周海婴此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的问题，我以为倒是可以解释的。
在鲁迅的心中，有一个十分牢固的“藤野先生情结”。这个情节从年青时代起绾结在他心头，真叫刻骨铭心。只要读读《藤野先生》这篇一往情深的回忆文字，就能理解鲁迅是如何感念这位老师和医生的程度了。爱屋及乌，他就认为另一位日本医生也会有同样的职业品德，不会轻启疑窦。也因为鲁迅在日本学过医，有这个“藤野先生情结”，所以他介绍亲友医病，也经常光顾日本医院。而且，鲁迅和须藤的关系，已历有年月，不是亲往就医，就是约他到寓所诊治，从《日记》１９３３年起的记载中，可知彼此往来的频繁。海婴生病也由须藤诊治，俨然是鲁迅家的家庭医师。再者，彼此有不少函件往返，还多次互赠礼品，互相宴请，已不单单是病员和医生的关系，而且是当作朋友在交往了。可以想见，这样的关系是不能说断绝就断绝的，人情如此嘛！
还有一层原故使鲁迅碍难谢绝须藤：鲁迅和须藤的往来中还夹杂着不少鲁迅的日本友人在内。如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３日的日记：就记有宴日本友人秋田、伊藤等男女二十人，须藤亦在内。须藤似乎也读点书，日记中鲁迅赠他的书有多起。尤以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０日，日本刚寄到《岩波文库》中的日译《鲁迅选集》，只有两册：鲁迅就赠了须藤一册。这就不是泛泛的交情了。如此真情地对待他，如果须藤真要动鲁迅的坏念头，那真是丧尽良心，狗彘不食其肉了。——不过，谁又能保证他不是蛇蝎心肠的呢？如果真是敌寇指派来暗害伟人的话。
这是中日关系史、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谜……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上海
（原载《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7节 谢泳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
《文史精华》刊文说，周海婴回忆录中有关“今天鲁迅活着怎么样”的叙述不确切。毛泽东并未说过那段话。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罗稷南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本报2001年10月4日刊登）
谢泳在《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上撰文说，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的那样的话，在逻辑上也不很合理。因为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毛泽东文集》7卷263页）
两天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到“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很好地解答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敏感问题。历史地、全面地看，自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讲话，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是备加敬崇鲁迅的。这可以从他逝世前一二年仍在阅读《鲁迅全集》和向身边工作人员推介鲁迅杂文中得出结论。
谢泳文章认为，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罗稷南的回忆就是由这些话所演变过来的。毛泽东提到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这个人可能就是罗稷南。
（引自《报刊文摘》2002年6月26—29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8节 “鲁迅活着会怎样”？（1）
——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晋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叙述平实冷静，不刻意张扬，是一本很不错的回忆录。受到读者广泛关注，是在情理之中。
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有这样一段叙述：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