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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将该战役命名为“泰山行动”。
《黄河殇》 第三部分第八章 诱敌深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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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艳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只有当战事渐渐逼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最紧迫问题是吃饭。
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府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乱，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结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奸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潮，军队出动弹压，射杀灾民无数。
我父亲说，汉口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气，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弄得人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恒昌米店”门外早已人头攒动，有消息说米店夜里从四川运来数船大米，但是米店大门紧闭，并无开门营业的迹象。买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不耐烦，大吼大叫捶打大门，但是店内仍无动静。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轻人开始砸门，还抬来一根粗大的圆木，居然把一座厚实的大门撞得松动起来。正在这时一队挥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赶来驱散民众，人们正在火头上，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事态激化的后果是激怒的人群不仅缴了警察的械，还把一个警察扔进河水里。等人们砸开米店，赫然看见仓库里大米堆积如山，于是抢米事件就顺理成章 地发生了。
消息一经传开，更多人赶来加入抢米者的行列，抢米风潮殃及武汉多家米店。不久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来镇压，枪声一响，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立刻就炸开锅。被子弹击中的人仆倒在地，鲜血同淅淅沥沥的小雨汇合在一起，惊恐万状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抗战八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有一组可供参考的研究数字表明：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1937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2
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掌握着戴笠军统派、复兴社、陈（立夫）氏“中统派”、“CC派”、何（应钦）派、陈（诚）派、宋（子文）氏税警派、孔（祥熙）派等等，这些党派组织同军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黄埔嫡系也大有区别，比方“江浙帮”陈诚就远比其他将领更加得势，因为江浙帮大都来自蒋介石老家，许多人还与蒋氏沾亲带故，他们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豫东会战伊始，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忽然接到一道来自武汉的指令，要他“暂时脱离第七十一军建制，配属第二十七军指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这不过是指挥系统临时变动而已，何况命令来自大本营，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深谙官场内幕的龙师长却暗暗吃惊不小，他对这两支同为国民党王牌军的派系背景再清楚不过，第七十一军被公认是“何应钦派”，而第二十七军则属于“陈诚派”，“何”、“陈”两派争斗激烈，大本营为何偏偏要将第八十八师配属给不怀好意的老对手第二十七军指挥呢？这不是明摆着有人在背后捣鬼吗？
原来早在郑州开会之前，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就向委员长当面请缨；所辖之铁军已秣马厉兵，摩拳擦掌，官兵热血贲发……一举歼灭土肥原师团主力，当为学生之神圣使命。云云。
蒋介石深为嘉许，勉励有加。不料军政部长陈诚又以集中兵力作战为由，建议将先期抵达的宋希濂第七十一军配属给桂永清统一指挥，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宋、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为中央军主力和王牌军长，两人还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核心人物，与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一道并称“十三太保”，都是国民党军界的后起之秀。论战力两支部队不分伯仲，论地位两人均为红得发紫的少壮派宠将，只是二人眼下境遇稍有区别，南京失守后宋希濂受到蒋介石呵斥，一度遭受冷遇；而桂永清则在湖南大力整训部队，推行新式练兵运动，打造现代化军队，深受蒋介石赞赏和器重。
军政部长的建议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由第二十七军担任主攻，但从维护第七十一军建制出发，他从武汉发布命令时只将其中最精锐的第八十八师暂时划归桂永清指挥。这样桂永清不仅彻底超越竞争对手，而且还得到宋希濂一个主力师。如果此役大胜，一举消灭日本王牌土肥原师团，第二十七军理所当然誉满天下，中国抗战的头号功臣非桂永清莫属。相比之下，第七十一军被釜底抽薪，三师人马只剩下两师，宋军长就是有心担当重任杀敌立功，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但是签署命令的那个人却是校长，宋希濂敢怒不敢言。年轻气盛的宋军长还是忍不住在随后召开的开封作战会议上拍案而起，发泄胸中怨愤和不满。薛岳总司令出面调停，他一句话就熄灭了宋希濂的怒火，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校长下令调走你一个师，恐怕还是给你宋军长一个面子呢。
宋希濂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如果校长索性把第七十一军撤销，剥夺他的权力，他这个军长又能怎么样呢？说到底第七十一军不是他宋军长的军队，第二十七军也不是桂永清的军队，都是校长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直到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宋希濂在监牢里依然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他写道：蒋直接命令第八十八师划归第二十七军指挥……这是桂永清他们在老头子（蒋介石）面前搞的鬼，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忍受而已。（《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黄河殇》 第三部分第八章 诱敌深入（2）
大战前夕，大本营临时调整军队战斗序列，第八十八师的上级指挥单位发生变更，这个看似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