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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想到，这样的际遇也会激发丛飞的斗志。天性倔强、怀抱梦想的他决不会自甘如此沉沦。一当有机会，他将像猛虎下山、猎豹扑食一样，闪电般窜出去！
活儿干得比别人多，累也比别人累许多。可干了大半年，那些农民各自揣着厚厚一叠钱回家了，发给丛飞的只有可怜的30元。风里雨里辛苦了几个月，只有30元啊！
年底，又黑又瘦、疲惫不堪的丛飞回到家里，把这30元钱交给母亲，母亲揉搓着这笔钱，叭哒叭哒直掉眼泪。
春节过后，寒假结束，学校开学。母亲拿着丛飞挣回来的第一笔血汗钱，含泪给他的两个弟弟交了学费。
《丛飞震撼》 第一部分灵魂的拷问（1）
第三章灵魂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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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出现了。
特立独行的丛飞，为救助贫困学生和弱势群体而把自己搞到一贫如洗、甚至还欠下大笔债务的丛飞；确实是我们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个特例。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由记者发现、由媒体推出的先进典型人物，在读者特别是网虫中间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和如此广泛的争论。
感动的洪流滚滚而来。自丛飞报道接连发出，深圳人民医院肿瘤科三楼那间小小的病室，就承载和汇流了太多的关爱与温暖。每天早晨，医生护士们还没上班，丛飞病室的门口就潮水般涌来一波又一波前来探望和慰问丛飞的市民，有年过八旬的老人，有母亲和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他们送来的花束、花篮一直摆到长长走廊的尽头，犹如一条窄窄的花街。
为避免感染，正在接受化疗的丛飞不能走出病房，只好隔着玻璃窗与大家招手致意。随着报道的深入，来看望丛飞的人越来越多，走廊几乎人满为患。看着群众一双双感动的泪眼，值班的医护人员不忍心下令让他们离开，可考虑到丛飞重病在身，医院领导又不得不下达严厉的逐客令，并在病室门前特别加派两名保安，昼夜24小时值勤，以保证丛飞的休息。为了能看上丛飞一眼或送上一声问候，一些市民长时间守候在楼梯口那儿，趁护士办事或送药之机，赶紧快步溜进去看看丛飞，在枕畔放下一束鲜花，说声“我们爱你”，或者在枕下塞进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有一天，一对盲人夫妻相互掺扶着，颤颤巍巍摸到丛飞病室门前，他们请护士转告丛飞，深圳人民都爱他，盼望他能早日站起来。周围的群众好奇地问这对盲人夫妻是怎么摸到医院来的？盲人夫妻说，几位邻居听说他们要来看望丛飞，主动把他们送上公交车，车上两位乘客又主动中途下车，把他们引领到医院三楼门口，还帮他们买了一束鲜花，才匆匆离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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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
开放的、现代的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民主地对待不同的意见。《深圳特区报》和各大网站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全文照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张老师来电说，我对丛飞的崇高人格表示钦佩，但他不顾一切地帮助别人，搞得自己家的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自己有了病无钱治疗，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做好事要量力而行，总不能为了别人满意而牺牲自己和家人的正常生活保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说，我认为丛飞资助别人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既然是丛飞自愿做好事，因此不必过多指责那些大学生。
一位姓林的读者说，帮助别人尽力就好，不必非要追求完美。他为一百多个孩子奉献10年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今他身体不行了，不要再给自己增加过多的负担，能做多少做多少，就是停下来也没关系，大家都会理解他。
还有一些读者打电话来，认为这事儿太神了，怀疑丛飞事迹的真实性，问是不是“你们媒体吹出来的”。有人觉得丛飞“做过分”了，是不是企图通过“做秀”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更有人觉得丛飞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肯定有病。那天，本书两位作者都在丛飞病房采访时，上海一位叫刘君悦（音）的女士给记者徐华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报道的那个傻小子呢？在家还是在医院？”然后说她在网上看了丛飞的报道，很激动。她说自己和丛飞一样傻，但比丛飞“聪明一点点”。她和丛飞不同的是，丛飞救助的是人，她救助的是猫。这些年，她和老公救助和收养了200多只流浪猫，花了好几十万元，把房子都卖了。但是，刘君悦觉得她比丛飞幸福，她说，丛飞救助的一些人忘恩负义，让人伤心，我救助的猫对我可好了。最后刘君悦道明了她打电话给徐华的目的，要丛飞的电话。她说有朋友从国外带回一种新的特效药，很适合丛飞的病，她要亲自给丛飞送药来，“我和丛飞都是一路人，傻子帮傻子吧。”她说。
读者议论纷纷，深圳议论纷纷，中国议论纷纷。
丛飞成了一块试金石。每个灵魂撞击在上面都不由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丛飞拷问着每个灵魂！
在众多打进打出的电话中，有两个电话特别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本书特别录入，可以引发读者诸多思考。一个是记者打给丛飞曾经资助过的女大学生小A的，另一个是正在接受丛飞资助的贫困学生的家长打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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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来电对那些忘恩负义的大学生表示气愤，也有人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利于丛飞的隐情，被媒体记者有意遮蔽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在以往的丛飞报道中，受资助的大学生是怎样表达自己心情的。据查，2004年4月12日，《深圳晚报》刊出记者李晓水写的长达两个版面的长篇报道《演员丛飞的善心与传奇》，其中说，“丛飞一共收了5个学生（声乐），3个考上音乐学院，一个得了全国少儿歌手大赛一等奖、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优秀奖。得奖的叫唐露露，壮族女孩。还有一个乌克兰人叫博比肯，在赵本山导演的《刘老根》里扮演了一个角色。”
记者李晓水电话采访了唐露露，唐露露激动地说：“丛飞老师对所有人都好，有爱心，为资助山区孩子上学，把家里东西都卖光了。”李晓水还电话采访了当时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统3年级的学生高某，报道这样写道：高某说，丛飞老师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好像是1995年，丛飞老师在我的家乡湘潭演出，爸爸带我去见他，丛飞老师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不但教我唱歌，给我生活费、学费，还教我做人。丛飞老师对我特别好，一直义务教我声乐，有时在电话里，一教就是一个多小时，都是他打过来的。有时接我到深圳他家里，都是他出的费用。没有丛飞老师，我绝对考不上音乐学院。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多数接受丛飞资助的学生是一直感念恩师深情的，却有极少数青年在接收丛飞资助时好话多多，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一当其毕业走上社会并有了收入、丛飞结束资助之后，受资助者立刻翻脸不认人，与恩师中断联系，形同陌路。
他们究竟是怎样想的？看来，在保护受资助者的个人隐私、不披露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的前提下，请他们讲讲心里话，以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检验和考察丛飞的行为与动机，是十分必要的。
4月13日，徐华拨通了小A的手机。
小A，是一个热心学习声乐并有一定天赋的女孩，曾在某音乐学院学习。丛飞资助她5年。大学毕业前，小A一直与丛飞保持热线联系并接受丛飞的指导，她要演唱几首新歌，都先把电话打给丛飞，丛飞再打给她（以免小A付太多的电话费），她在电话中一遍遍唱给丛飞听，丛飞再悉心加以指教。小A在一项音乐赛事中获了奖，还兴奋地打电话向丛飞报捷。毕业前夕，小A打电话给丛飞，表示她希望到深圳工作，请丛飞帮她联系。丛飞拿出很多精力多方打听询问，终于在一所学校为小A谋到音乐教师的位置。可小A断然拒绝，说她不愿意当老师，只想进深圳歌舞团，让丛飞再帮她联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是深圳歌舞团的门槛很高，达不到相当的艺术造诣是不可能被录用的。二是丛飞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和运作能力。丛飞如实答复了小A。从此小A绝情断义，再无音讯。两个月后，小A来到深圳并很快找到工作，但并没有把这个令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