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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国国内以及与法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政治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内部的权利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甚至谋杀和篡权时有发生，而且其中的某些继承者就是成功的篡权者。除了这些人性的弱点所致的共同政治活动在中、英两个国家的共同发生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改朝换代要么由社会底层发起，要么是外族入侵，大都是彻底的暴力革命。而西方国家最具典型代表的英国，他们的改朝换代只在贵族或者王室之间进行，社会底层几乎完全不参与。或者说，即便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两种文化中改朝换代的“革命”程度与范围和中国有天壤之别。但是英国的理智改良却在这同时温和而飞速地前进，在稳定后的几百年内迅速走进了现代模式的社会框架，成为全世界的领军。中国在这同时却在一环又一环的暴力革命中不断循环，一次又一次回到历史的起点，一直到西方国家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送来了西方社会的理念。
如此大的差异，暂且不提这个不同可能造成的其他巨大的社会差异，比如，文化的承续或断裂。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首先一个来自传统：贵族等级观念。
中国人也讲究等级观念，但是只表现于现世的功利。只要你当今有权，你便立即拥有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所谓“成者王败者寇”是也。传统西方人（如英国）恰好相反，他们的贵族传统根深蒂固，贵族不轻易接纳贫民。不是贵族阶层的人很少会冒然觊觎王权。在英国的王朝统治，假如没有周围显赫贵族们的支持，一个国王几乎不可能实现稳定统治；而一个贫民想得到高傲贵族们的支持最后成为国王，那几乎是白日做梦。比如，即便是法国拿破仑登上皇位之后他给英国国王写信，英国国王也根本不搭理他，而是让一个贵族给他回信，这是一种王室传统的等级傲慢。一方面是英国国王认为拿破仑是旧王朝的推翻者和篡权者，但另外一个原因却是因为拿破仑的出身不够高贵，和英国国王讲话不够资格。插图《人类》查理一世行猎图 安东尼·范·代克 油画 1535…1538年
在缺乏贵族传统的中国，一个平民只需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就可以了，其他的全靠运气。一旦统兵百万，遗老遗少便会跟风而拜，新的王朝便成立了，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
另外，宽容与暴戾的民风也在历史中充当着看不见的大手，他们可能部分影响了王朝的最后更换形式。
即便在中世纪的英国，那里的教士与贵族和国王的关系也经常处于中国人不能想像的宽松之中。比如，有人为了故意冒犯国王，甚至可以对国王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国王死了”。国王听完只是笑笑。类似这样好脾气的国王在英国其实不止一位。当然，残暴的国王也有。但是整体把英国国王的宽厚与残暴的案例比照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比率和程度时，结论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皇帝更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冒犯圣颜，几乎等同找死。这种冷酷无情的帝格建立来自中国的一个传统：君君臣臣。这个等级一直延伸到人格的等级，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英国的国王们，不仅没有人用“君臣之礼”强化的威严，还时刻面临着另外的尴尬：教会神权对于王权的公然挑战；拥有庞大财产的个别特殊贵族更是常常挟金令王。以王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企求富有大贵族的支持，在欧洲不止一次两次地发生。西方国王的权利很少达到过绝对权力的顶峰。久而久之，西方王权的传统表现呈现出“分散”的相对弱化特征。或者西方的政权格局有一种天然的“民主”特征：从一开始便是两权分立甚至三权分立（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或者说，权力绝对化和政治的专制在西方是缺乏传统的。中国传统则相反，一旦中国的皇帝觉得权力受到了约束，便会加强集权来收回军事和经济权力，大多数的社会动荡便是由这样的私有财产的不稳定所引起的。这个层次上的集权与反抗构成了中国的一大历史特色。说到底，制约必须是双向的才对彼此有利。
很明显，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形成一种从上而下的“整体性社会震荡”；而西方的社会变革或者革命往往只发生在上层，下面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动于衷的沉寂。这让我想到一杯液体里半杯水与半杯油的比喻。上层的油怎样震荡都最终与下层的水无关地一分两清，这是西方的情形。中国则相反。在一个社会里，经常性地受到整体震荡的国家必定会元气大伤的，从而影响到文明的积累与发展。
第一部分：历史·传统历史事件
看看一些发生在近代东西方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下层对于政治的不参与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传统延续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
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中国发生了文革，直接继承了英国传统的美国于1963年发生了总统肯尼迪遭暗杀事件。
肯尼迪被杀后，美国大多数人处于极其沉痛的悲伤之中，很多普通人在大街上闻讯后掩面而泣，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怀着崇敬的心情自发地来到首都悼念他们的总统并参加他的葬礼。人们可以通过“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排行表来看肯尼迪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但是美国国家的震荡却只发生在上层。
当时枪杀肯尼迪的凶手在基本查清事实时，一个出于义愤的60岁老人夹杂在众多采访记者中用手枪杀死了那个嫌疑谋杀者。注意，当时保卫很松，警察根本没有料到会有人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社会的预期是不应该发生这样情绪化的事情，这只是个例外。甚至押解的警察还与那个嫌疑犯在电梯里开玩笑呢。在我看到的一个调查记录片中，人们只悲痛总统的去世，却并不关心是否有阴谋的形成，因为政治看起来与他们“无关”，情感与政治离得很远。而中国人几乎个个都像哲学家，个个也都像政治家，故而一旦有政治事件几乎全民热情参与。我觉得这个差异有可能是一种历史积淀和传统的延伸：西方人除了上层政治家，其余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政治是全民的，一哄而起。
很长时间我深为西方这种民族的思维逻辑所迷惑，也深深为他们克制而有分寸的行为而感动。今天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通常是50％，一半人不参与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见美国人的总体政治热情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在看《肯尼迪谋杀案》记录片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假如这一切发生在传统中国的情形：肯定仇恨超过了一切，群众的义愤填膺是少不了的，找个替罪羊出来定罪也未必，找不到答案胡乱给一个也成。总之，平息人民的愤怒是首要的任务，然后必然是一连串的冤案……
非常奇特的是，温和而理
智的美国人民选择了克制，没有人给政府压力：至今这样一个历史重大案件依旧保留了疑惑，而没有给出清晰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个疑案的悬而未决不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而是一个民族理性的象征。这证明了他们是有原则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理性的原则。毕竟破案率谁都知道不会是百分之百，有一定比例的案子永远不能破解也是很正常的，即便总统谋杀案也一样。假如你下命令规定期限破案，那么很可能就会制造冤案。
由于处于底层信息不完全的缘故，下层民众很容易对于一切疑惑保持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做出许多鲁莽的事情：勇敢与义愤是其最愿意使用的武器。况且没有“贵族传统”将他们排斥在外的阻碍，在最大程度地破坏中获得最高政权的可能又使一些野心家也信心大增。另外，他们没有宗教的心理疏通与抚慰，久而久之，这可以成为一种急躁的愤青传统，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权变换传统。
另外，说到底，义愤的目的地假如不是开满了权利的鲜花，就没有人肯去拿生命和热血去拼搏交换。插图《人类的故事》184 伊丽莎白之死 德拉罗虚 油画 1828年
下面补充几点。
1066年之前的英国统治权的变更或说混乱与中国在那之前或者同期的历史还是比较接近的。而1066年之后两国差别就比较大了，如文中所述。这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