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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个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4）…（图）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