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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1）
“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2）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