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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已将我的名单划归这个教研室了。我是作为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对文艺理论并不感兴趣，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讲个人兴趣，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只好服从。而当我的感觉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系领导就通知我要给外文系学生上“文学概论”课了，我虽然很感困难，但也只好应命。我提出了一点要求：给点备课时间，却无法得到满足。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像，我们那时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或写大字报，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开会时，大家轮流发言，一个都不能少。不发言自然是不行的，发言太简短也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家都练就一付啰哩啰嗦的八股腔，能够不着边际地长篇大论。有位学长听得打起瞌睡来了，小组长突然点他的名，叫他发言，他睁开惺忪睡眼，马上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个钟头，毫不离题，因为有许多话套到随便哪个会上，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会，当然毫无意义，说等于不说，听等于不听，但不出席是不行的。即使第二天有课，也不能回家备课，顶多只能获准晚上提早退席，在吃过夜点心后回家备课。这时，已近午夜时分，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能认真备课，也只好拼凑个讲课提纲，第二天在课堂上临场发挥。好在那时学生们也跃进得非常疲劳，有些人还在课堂里打瞌睡，他们也没听清楚我到底讲些什么，大家都糊里糊涂过去了。后来又在新闻系教了两个班级，直到1961年回来教本系的“文学概论”，才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备课，详细地写讲稿，因为此时已经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议开得少一些了。
这样仓促上阵的，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人。刚毕业不久的、临时改变学科方向的——如古典文学研究生临时改为现代文学助教，大概都不会比我更从容。所以有些课是几个教师合上，被称为合伙抬轿子。
至于那些被赶下台的老教师，后来虽然大都陆续回到讲台上，但已没有1957年之前那种盛况了，这对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高薪（相对而言）养着一批教师，却不让他们好好上课，真不知是哪一家的经济学！
但当时的领导，却认为这是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教育阵地，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那个时候，是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知识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毕业的，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毕业的，则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被作为新生力量，而重视了一阵子。虽然有许多人不久就被作为走白专道路者来批判，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则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所培养的大学生，又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而化为异己的力量了。
在大跃进时期，这种夺取工作，同样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1958年，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豪言壮语，说是中央提出，我国在钢铁生产等方面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也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叫“当仁不让于师”。
郭沫若一向是紧跟形势的人，他的话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文教界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将与钢铁生产那样地大跃进了，而且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5）
果然，小将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批判了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之后，就自己动手来编写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学术著作，用以在学术界占领阵地，真是“当仁不让于师”了。
在全国文科方面领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组织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套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风靡全国，表现了文教战线的跃进成果，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子的信心。复旦大学自然不甘落后，紧接着就组织学生编写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复旦中文系还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因为它不满足于单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龙，搞起一组系列教材。除《中国文学史》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等。因为这是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显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领导上大力鼓励，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刚开始编写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编辑进驻复旦，直接介入编写工作。这在编辑史上也是超常规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势而定。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好，大跃进已经落潮，编辑们的热情受到上面的批评，他们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结果是这部书只出了上册，还是内部出版。而更迟一些编成的几部书，如我所参加的《文学概论》和《鲁迅评传》，则根本不能出版了。
《文学概论》编写组的主力是57级同学，在确定大纲之后，各人分头编写，几个星期就写出初稿，再讨论，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有一次讨论时，金子信同学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说是连日劳累，睡眠太少之故，并没有什么病。由此可见当时的跃进精神，是何等高涨。但这部书定稿时，统编教材的工作已经启动，此书当然不能出版。系领导让我与57级同学顾希恩一起，将书稿送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交给《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前期工作成果。但后来该书出版时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觉得我们的书稿质量太差，根本不值一提吧。
《鲁迅评传》是现代文学组的项目，由鲍正鹄先生指导，承他看重，把我借调过去做辅导教师。参加人员是56级同学。这部书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鲍先生还派我与王继权、盛钟健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调查访问，我们除寻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还访问了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常惠、钱稻荪、冯雪峰、许钦文、章川岛、唐彛仁辔磺资艉椭槿耍乩春笥衷诒壬傅枷卵卸猎致鄞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