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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尊父亲为太上皇。高祖为了表示孝顺，每隔5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太公习以为常，可是他的属官却认为这不符合礼法，就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但是他的地位在万人之上；虽然您是他父亲，可事实改变不了你是臣子。怎么能让皇帝拜见臣子呢？这样，皇帝的威信都没有了。”于是高祖再来拜见太公时，太公就手持扫帚出门迎着退行，不再让高祖拜见。高祖看到大惊，赶快下车去扶着父亲。太公说：“你是皇帝，怎么能为我乱了天下礼法！”高祖知道是太公的属官所劝后，对属官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很欣赏，就赐给他们黄金500两，然后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以后，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拜见太上皇，又借机宣扬了皇帝的至高无上。
二是对季布、丁公的不同处理。季布和丁公两人是异父同母的兄弟。楚汉战争时，他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率兵几次把高祖打得很狼狈，一点不留情。丁公也曾率兵追击过高祖，但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高祖称帝后，想起季布给自己的难堪，就下令捉拿季布。但他考虑到自己正需要忠臣来巩固统治，于是就改变初衷，抓住后又下令赦免季布，并拜季布为郎中。丁公听说季布都能赦免拜官，想到自己曾对高祖有恩，如果去见高祖肯定更会受到重赏，于是他就去谒见高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祖却把他抓了起来，对群臣说：“丁公作为项王的臣子不忠，以致项王失去了天下。”接着就把他杀了，在军中示威，并对群臣说：“请诸位都不要像丁公那样！”
除了引导、整肃，刘邦也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权臣，巩固皇权。刘邦感到相权太重，对皇权已构成威胁。公元前195年，刘邦的少年朋友萧何代表老百姓对他建议说：“长安地方狭小，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已经废弃。希望陛下能下令允许百姓进去耕作，不要把它变成了养兽的场所。”刘邦听了大怒，认为对萧何下手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说萧何是受了商贾的贿赂，才来为他们请求开放上林苑的，便不顾多年交情，下令把萧何逮捕，关进监狱。过了几天有人问他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解释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功都归于秦始皇，有坏事都算在自己头上，现在相国不仅接受商贾的许多贿赂，还请求开放我的上林苑，讨好百姓，所以我把他关进监狱治罪。”通过整治萧何，刘邦打击了相权，进一步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图说…开国大帝》 汉高祖刘邦轻徭薄赋 重农抑商
刘邦即位之初，由于秦王朝严重的赋税、暴政，加上3年农民起义和5年楚汉战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创伤。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米至1万钱1石，马100金1匹，“人相食，死者过半”。连刘邦所乘坐的马车，也配不齐4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着牛车上朝，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
大臣陆贾曾对刘邦说：“过去骑马打天下，现在不能骑马治天下了，只有用文和武两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我认为对农民应该采取宽松的政策，让大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刘邦就采用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
1。增加劳动力
战乱造成劳动力不足，是当时农业生产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兵卒复员，“兵皆罢归家”。刘邦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来有爵位的恢复他们的爵位，原先有田地、房屋的，还给他们田地和房屋。而且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返乡人员好好安置，不得歧视、刁难和侮辱。
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奴婢们获得自由后，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今天下之事已毕，当赦天下殊死以下。”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是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2。调整土地政策
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流亡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汉王二年，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汉高祖五年，刘邦又规定给那些逃亡回乡的人，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3。轻徭薄赋
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他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又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二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薄收赋税，是刘邦采取的又一种措施。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除此之外，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主要内容有：
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
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