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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流采取“抬高”和“压服”两手对付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的鲁迅先生。鲁迅独具只眼，洞察幽微，识破了他们的阴险伎俩。他在《我的“籍”和“系”》《华盖集》。一文中，面对陈西滢一面攻击他“暗中鼓动”“风潮”，一面又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很尊敬”的行径，追溯、总结着历史的经验，把锋利的战笔直插这类人灵魂的深处。他指出：“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了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斗争方式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心理领域来了；而内心独白则是人物形象化、典型化的表现形式。在这里，内心独白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表达方式上不是采取叙事性的现在进行式，而是经过改制，纳入了作者议论的逻辑轨道——这应该看做是杂文中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靠拢”。其次，不是具体的人物对于具体的人事发出的内心独白，而是几千年来历史上的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的、一般性的内心独白——这也应该看做杂文中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靠拢”。显然，对这种内心独白，必须运用概括性很强的、如同结论一样的语言加以表现。鲁迅杂文中的内心独白，属这种形式的不少。如果说，与这种内心独白相联系的议论部分，往往表现为对某一阶级斗争规律、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文章的警策之笔；那么，这种内心独白，则是人物形象刻画上的“点睛”之笔。这种写法，适应着杂文以议论为主的性质，能够增强文章的概括性。自然，它又是具象化、情感化，情理交融的。
内心活动的刻画，在鲁迅杂文中不胜枚举。鲁迅杂文思想意义的深刻、精警，形象刻画的高度独创性，都不能不说与作者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大有关系。
象征。当人物的言行等生活素材本身不带有显著的性格特征，不包含多少形象性时，当作者观察现实的着眼点不在于具体的一人一事而在于某一社会集团、某一类社会现象，要对之作出直接的、概括的反映时，与具体的人或事物相联系的写实手法（白描）就无法运用，或虽可运用但却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题材与表现手法之间的矛盾就“逼”着作者的思维向艺术想象的方式发展，用虚写的各种象征手法来代替或补充白描。鲁迅杂文结合具体的主题、题材，别出心裁地在人与人、人与物多种多样的广泛联系中，寻找并表现彼此形体上的相似之处和精神上相联的“纽带”，恰当、出色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这种手法，固然更多地依赖于抽象的理性活动，但尤其需要进行艺术想象。鲁迅杂文中为读者所熟知的“叭儿狗”、“媚态的猫”、“蚊子”、“苍蝇”、“二丑”等形象，就是对某些反动文人从多种不同角度所作的象征性比拟。在这类形象里，虽然没有如同单个形象所具备的那种形象的具体性、丰富性，但是，形象所概括的广度却大大地加强了，明确化了。因为，凡象征性的形象，总是同某种普泛的概念即“一般”直接联系着，它所反映的理性内容确定、集中而又明显，不待过多的思考，读者就会将其把握住。这类形象之所以具有超个别性，其原因在于作者描绘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确定、具体的人或物，而是虚拟的“类型”。形象本身以及它（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都是虚拟的。惟其如此，作家必须具有深厚的艺术想象工夫。“叭儿狗”、“二丑”等形象之所以历久弥新、卓异动人，正是作者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了创造性的想象的结果。“叭儿狗”不必说了，“二丑”在作者的笔下，真是活灵活现。他倚靠权门，凌蔑百姓，又装着和主子“并非一伙”；忽而对被压迫者“冷笑几声，畅快一下”；忽而对被陷害者“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显然，如果作者没有对于戏剧表演的敏锐艺术感受、没有在或一设想情境下通过虚拟赋予人物以表现特征的艺术想象力，“二丑”这个用以比拟、象征帮闲文人的“类型”，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就不会被写得这么绘声绘状，神情毕肖。
鲁迅杂文还常常捕捉现实生活中某些人富于形态性的动作，将它加以渲染和强化，作为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类社会现象的象征。如在《推》《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者以一个报童上电车时，“误踹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致报童跌入车下而被碾死一事为引子，在“推”字上反复地着力描绘，画出了一组简洁的世态速写：
……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子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就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真好玩之意——引者注）”
将“推者”写得身姿、声音宛然如在。从整个文章的立意看，作者并非为具体、实在的“推者”塑像，而是以象征、寓意的手法描绘处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地位的整个“高等华人”的形象，揭露社会的丑恶、不合理。在这里，形象是概括的，超个别的，次要的方面和部分被省略了，极度的简洁；相应地，形象所包含的思想意义也就单纯、集中，具有更强的概括性。同样的手法，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看变戏法》、《现代史》、《“抄靶子”》《准月风谈》。等文中，也有运用。
鲁迅杂文表明：在人物刻画上，作家具有十分杰出的艺术想象才能。他既不虚构事实，又赋予了人物以生动、典型的表现特征；有力地揭示了旧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相”。他在杂文这种最排斥虚构、十分难于运用艺术想象的文体里，培育出了绚丽的艺术花朵。这个工作，恰如在沙漠里，在石山上进行绿化，很不容易。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3）
鲁迅杰出的艺术想象才能，正表现在他对杂文文体本身所固有的困难的克服上。然而，他的这种“克服”，决非不顾或超越杂文文体的特点和创作规律，而是掌握和符合这特点和规律。就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言，鲁迅杂文对艺术想象的运用有以下特点：
一、将艺术想象纳入逻辑论证的轨道，围绕着与论证最有关系的规定性暴露事物的内在矛盾，赋予人物以表现特征。如在《太平歌诀》《三闲集》。中，鲁迅指出，现实使那些主张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并以带有讽刺意味的笔触，将这种人置于情趣盎然的画面之中：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用想象的彩笔展示了一幅简括的“送行图”：“恭喜的英雄”像古代的达官贵人一样，出门时打着杆上饰以五色羽毛的旗子；道路通向远方；拟人化了的“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为之送行……情境、气氛宛然，俨然真有其事。然而，正是在这想象的画面之中，与论战最有关的规定性、事情的内在矛盾被豁然揭开了；你要“遗弃”（超）时代而去，但时代却紧紧地“在后面”为你送行——正如作者在这段文字后面接着说的：“但其实还是同在”。这就说明，围绕着客观事物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