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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质的不同程度的概括，但它仍与事物的感性表象有较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能够唤起人们对事物的具体形态的记忆和体验，所以这种词语具有明显的形象性。概念的涵义有严谨的科学的规定性，在任何场合下都不允许在这个规定性之外的任何伸缩性的理解；而文学语言的涵义却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或闪烁性，给人以更多的意会和想象的余地，人们对它们的具体含义常常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感受和理解。例如，鲁迅在杂感中把“军阀”说成“有枪阶级”，前者是一个理论的概念，在任何场合下都只有一个特定的含义；而后者则是文学的用语，它本身具有形象的特点，而且人们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意会作者赋予它的具体涵义。鲁迅杂感的议论很少使用抽象的理论概念，基本上是用文学的词汇。其中叙事状物、抒情写意的词语，其文学特点很明显，不必多说。就是那些有较大社会概括性的词语，也同样具有明显的文学语言的特征。例如有关人群划分的词语，如“上等人”、“下等人”，“阔人”，“窄人”，“猛人”、“乏人”，“雅人”、“粗人”，“高等华人”、“低等华人”，“孱王”、“孱奴”，“党国英雄”、“蚁民”，等等，都不是科学的理论概念，而是有讽刺意味的文学用语。它们是概括的，又是形象的；其含义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在具体的语言情景中人们又可以具体感受到它们所指的对象，甚至想象到这些对象的具体特征。这些语言特点就使杂感议论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杂感在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概括的时候，也是使用文学的语言。例如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概括为两种状态：“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很明显，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概括，而只是从一个角度对人民大众在不同境遇中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奴役这一特点的形象化的概括。又如“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病后杂谈》。，这也只是对明朝统治者的残酷这一点所作的形象的描述，而不是对明代历史的科学论断。这些形象的概括，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是不确切的，不科学的；但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却是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它是以强烈的、夸张的形象化方式来启发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联想，并非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论断。在这一点上，也使鲁迅杂感议论与一般理论论述明显地区别开来。
文学语言的词语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着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而且包容着丰富的群众的口语，富有生活气息。鲁迅说过，他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写在〈坟〉后面》。。他还主张采用群众中“意味深长”的“炼话”和有生命力的“古典”，使文章“更加精采”《门外文谈》。。事实也是这样，鲁迅杂感的语言大量地使用群众中形象生动的口语，言简意赅的“炼话”和有生命力的典故，使文章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丝毫没有学院气和八股味。尤其是广泛、准确地运用生动的典故、引语，成为鲁迅杂感语言的突出的特点。这些古典古语，不但本身是形象的、含蓄深刻的，而且它们都反映着民族生活的历史痕迹，表现着民族的思想情感，因而不但能使文章生动深刻，而且使文章具有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文学美。
鲁迅认为：文学语言的“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题未定”草（二）》。。这里当然不是指语法规范，而是指语言成分及其使用的方式。文学语言不必像理论文体那样在概念、论断等方面要求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它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多种文学手法，诸如比喻、象征、讽刺、双关、反话等等，自由而生动地表达思想。鲁迅杂感议论就体现着这样的特点，它不着意于按照科学理论那种严密的要求来组织文句，而是运用文学的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例如，关于理论的传播与社会需要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类似的意思，在鲁迅杂感中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圣武”》。显然，前者是高度的科学概括，在概念和文句组织方式上都是高度严谨精密的。后者则只是几个比喻，而比喻只能表达出大概的意思，当然不像前者的严谨精密。但后者却是生动形象的，更给人以回味思索的余地。也正因为如此，才具有文学性。
综上所述，正是鲁迅杂感议论的叙事状物、描述形象的职能，它的形象化说理的独特方式，以及它使用的生动形象的文学语体，多方面地显示了杂感议论的文学特征。不言而喻，如果杂感议论丧失或削弱了这些特征，就会变成一般的理念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杂感作品的政论化和理论化，甚至成为空泛的议论，就会削弱甚至丧失杂感作为文学散文的文学价值。
四、鲁迅杂感的诗美问题
鲁迅杂感具有浓郁的诗美，这是许多评论者都一致肯定的。例如，许寿裳说鲁迅杂感“几乎篇篇是诗”许寿裳：《〈鲁迅旧体诗〉序》。；朱自清先生说它充满“理趣”，“而这也就是诗”朱自清：《鲁迅先生的杂感》。；冯雪峰说它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诗”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富有诗美是鲁迅杂感的突出的特点。已有不少研究者对鲁迅杂感诗美的各种表现形式作过分析。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为什么一般评论文章不具有文学的诗美，而鲁迅杂感却具有这种诗美？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更有助于认识鲁迅杂感的文学本质。
人们大约不会否认这样的观点：文学的诗美来源于作品的情感性。别林斯基说，热烈的爱憎情感是“一切真正的诗的生命”。就文学范畴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凡带有情感性的文章都有文学的诗美。有不少评论文章虽然不同程度地具有情感性，但却不能造成诗的境界，人们也不会从诗美的角度去欣赏它们。任何文章都会流露作者的主观情感，但由于情感的内容、性质和表达方式不同，有的文章的情感具有文学的审美的特质，有的则不具备这种特质。只有文学的抒情才具有动人的诗美。鲁迅杂感之所以富有诗美，之所以“能移人情”，就因为它是文学的抒情，或者说是具有文学抒情的基本特点。
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抒情的内容和性质上。文学作品的抒情与一般理论作品的抒情不同，文学的抒情是直接抒发对生活的感受，抒发对于具体生活现象的情感。这是一种从生活体验中萌发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综合性情感（包括政治情感、道德情感、审美情感等等因素）；这些情感又总是同具体的生活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能造成可以感知的诗的意境，成为人们审美的基础。而且由于生活的本身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牵动情感的，因而人们在感受和体味作品提供的生活内容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与作者的情感活动产生共鸣，获得诗美的感受。而理论性的文章的情感性，主要地表现为作者对于理论探索、宣传的热情，表现为对于论证真理的自信、喜悦等情绪。这种情感因素是与理论的内容和逻辑的力量相联系的。理论的抽象性和论述过程所要求的严密的逻辑性，很难造成情感的意境。而且，人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情感活动的感受，是以对他提出的理论（包括观点、原则等）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为前提的，而抽象地理解某种理性的东西却比直观地感知具体的生活内容要困难得多。何况，理论主要地作用于人们的理智，当人们潜心于理性的思索的时候，情感因素只能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即使一篇富有情感的理论作品，也不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激动而产生诗美的体验。前面已经说过，鲁迅杂感不是以理论论述为主的论文，而是一种直接地勾画和揭示生活的文学散文，它以广泛的社会生活为写作的对象。鲁迅在揭示生活的时候，又是“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