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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说的杂文，其实就是指第二种涵义，即指文学散文之一的杂感文体。这一点，可以从文学史实中得到多方面的证明。我们知道，这种文体最初出现于《新青年》杂志时，叫做“随感录”，20年代一般称为杂感，30年代以后才逐渐地称为杂文（同时也称为杂感），名称不同，但实质一样，指的是同一种东西。鲁迅生前围绕杂文所进行的斗争，无论是反对者的贬斥还是鲁迅的反驳，所指的也都是杂感文体。20年代陈源、梁实秋等人攻击“杂感”和“杂感家”，概念很明确，无须多说。30年代林希隽等攻击杂文，是指“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短文，显然是指杂感作品。鲁迅在反驳他们时说的“和现在贴切，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能移人情”的杂文，当然也是指杂感作品。四五十年代一些人提出并遭到非难的“我们需要杂文”的口号，这个“杂文”当然不能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文章”，因为这样的理解就会使所提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报刊开辟的“杂文”专栏，也决不是“各种各样文章”的专栏。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现代文学中的“杂文”的概念，就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即杂感文体。
因此，我们在讨论杂文的文学本质时，也就把问题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并且以那些较充分地体现鲁迅对杂感创作的见解和主张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使概念更明确，这里不妨还是采用“杂感”这个名称。当然，我们说杂感是一种文体，并不意味着它的形式的单一性。相反，杂感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并无固定格式，可以是随笔式，格言式，也可以是书信式，日记式甚至是书序式等等，正如小说可以用各种方式写成一样。但杂感既然成为人们公认的一个文学概念，那就必然有它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只要具备这样的文学特质，不管用什么方式写成，都属于杂感文学。
对鲁迅杂感的本质最早作出概括的应推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把“杂感这种文体”概括为“文学性论文”。这个概括强调了杂感的文学素质，肯定了这种文体的社会批判意义，因而一直被人们所沿用。后来还有“文学性的评论”、“文学性的政论”等提法，但其实都同前者大同小异。这些概括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杂感文学的某些特征，但很难说这是对杂感的文学本质的确切的概括。因为：一、这些概括实质上仍然把杂感作品归结为论文或政论，而论文和政论归根到底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属于“文艺之林”。这就不仅模糊了人们对杂感的文学本质的认识，而且也不符合前述鲁迅的看法。冯雪峰下面一段回忆也说明这一点：“鲁迅自己不承认他的文章是政论。”当人们希望他写些进行政治宣传的政论时，他说：“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鲁迅的政论活动》。虽然政论未必都不带有“文学性”，但鲁迅仍然把它与杂感区别开来，这是很明显的。二、用论文或政论的概念不能概括杂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鲁迅杂感中有不少并不具有“论”的形式，如《小杂感》、《拟豫言》以及《知识即罪恶》、《牺牲谟》等等，说它们是论文或政论，未免过于牵强。鲁迅杂感的内容也不是用“政论”的概念可以范围的。例如《马上日记》、《病后杂谈》、《死》等以及一些有关文艺、教育和一般社会习俗方面的作品，就很难归结为政论。杂感中固然有很多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品，但不是所有杂感都讲政治问题，正如诗歌中有政治诗，但诗歌并不等于政治诗一样。三、这些概括虽然在“论文”和“政论”前加有“文学性”的附加词，但这个泛泛的附加词对于概括杂感的文学本质并无实质性的意义。社会科学中的优秀的理论文章（包括政论），除了它们本身的理论素质外，也往往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学趣味。鲁迅说过：“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杂些闲话或笑话，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华盖集·忽然想到（三）》。又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不少理论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也常常杂用诸如比喻、对比、讽刺等文学手法，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典故等，以增强文章的吸引力。这些都说明学术理论文章也往往带有“文学性”，但它们不是文学。可见“文学性”这个附加词并不足以说明杂感属于文学范畴。相反，由于人们习惯于把杂感看成“文学性论文”或“文学性政论”，一些人实际上把杂感同政论或一般短论混同起来。有人选取列宁写的一些政论或短论之类文字编为《列宁杂文集》就是这种混淆的表现。列宁的这些文章，虽然也有一定的“文学性”，但其基本性质显然不属于文学。报刊上有些标明为“杂文”的文字，其实并无多少文学素质，也不过是一般的理论短文。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明确杂感属于文学，如果不把杂感当作文学品种来写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杂感政论化或论文化的倾向。茅盾早就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觉得我写的杂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评了。”《〈茅盾文集〉后记》。这也许是自谦之词；但是，如果，把杂感写成“硬梆梆的短评”，就不成其为“能移人情”的文学作品了。其结果，杂感这一文体就会淹没在政论文和一般理论短文之中，丧失它作为文学品种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对于杂感文学的发展未必是个福音。
从根本上说，杂感之属于文学，不仅仅因为它采用了文学的写作技巧，不仅仅因为它具有“文学性”，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反映和揭示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所谓“艺术的方式”，最主要的也就是马克思在评论希腊神话时说的“形象化”地反映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文学与用理论来解释世界的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不能对“形象化”作简单狭隘的理解，应当充分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形象化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学样式和体裁，它们的形象化的方式、特点和要求是并不相同的。叙事性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等，要求通过创造完整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再现生活。抒情性的文学样式如抒情诗之类，主要是抒写情感性形象，通过意境来启发人们感受生活。而散文这种文学样式，则主要地通过谈论或描述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或某些生活现象，捕捉具有特征性的片断的生活形象，表达作者对生活感受，以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引导人们去认识生活。杂感之所以属于文学，就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文学散文的形象化方式，加以漫画化的手法，迅速及时地反映和揭示生活。具体地说，杂感（即杂文）是通过直接勾画和剖析生活现象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一种文学散文。——我以为，对杂感文体作这样的概括，比起“文学性论文”或“文学性政论”之类的概括，可能更准确地揭示这种文体的文学特质。
二、鲁迅杂感形象化地揭示生活的文学特质
鲁迅在谈到毕力涅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