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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25日脱稿
（原载《鲁迅研究》第6期）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1）
《野草》，是鲁迅全部作品中比较隐晦、比较曲折，因而也是比较难于读懂、难于理解的作品。比起其他作品来，研究《野草》的文章，就比较少，但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不一致，意见有分歧，却又比其他作品来得多。而最主要的，当然是关于《野草》的基本精神的问题。
自来的研究文章，对于《野草》的评价，总不免有些偏颇：它们不是强调作品的阴暗、消极的一面，就是强调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的意义，而且有时还作了任意的曲解。这实在是不合于作品的实际，因而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344页。，又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文学作品的道路。——当然也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野草》的道路。所以，我想，如果从《野草》的写作年代入手，同时又能顾及全篇全人，扣紧鲁迅当时的思想，来作一番探讨，也许能够比较地接近这问题的实质吧。
《野草》的写作年代，篇末都已注明，是1924～1926年；最后写的一篇《题辞》，则在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以后。这个线索，对于我们进行《野草》精神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坛，的确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高潮。这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而新文学运动，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潮，鲁迅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将。但是，这个时期的声势机运，并没有延长得太久，由于革命的深入与深化，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分裂，在新文化与新文学上，从表面看来，转入一个低潮。而鲁迅在当时，至少是没有接触到革命的中心，理解革命的实际；他多少还有些用旧眼光来看问题，感觉不到革命在酝酿，地火在地下运行。他在当时所感觉到的，只是“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全集》第4卷；第177页。，因而多少也有点彷徨、消沉起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曾经说起当时的这种心情：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同时；他又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而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说：
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页。
鲁迅这些关于这个时期的心理的自白，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精神，是有很大帮助的。所谓“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当时，却只有那种“神圣的憎恶”——“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有些时候，甚至在激愤之至，憎恶之至，以致于不惜自己与黑暗一同毁灭，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
但是，鲁迅尽管有这些苦闷的心情，尽管有些失望、颓唐和消沉，但他却没有被这种心情所征服，真的消沉下去。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始终在催促着他、召唤着他毫不停息地前进的。他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是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个警句，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就反复引用了两次，而在《〈自选集〉自序》中，又重新提到，这是有他的深刻的意义的。由此可知：鲁迅已经不是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或者赏识裴多菲这一警句，而是结合着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实际，经过自我思想斗争与心理解剖的苦痛的历程，觉得这一警句，不但是救治自己思想消沉、指导自己向前奋战的动力，同时也是对于当时意志消沉的青年的有力鞭策。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加以引用，意义也正在此。
也就在这时候，他在给许广平先生的信（《两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全集》第9卷；第18页。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2）
这一面是“常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面又“终于不能证实”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不就是极大的矛盾吗？不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注脚吗？是的，虚无与实有，绝望与希望，或者再加上黑暗与光明，都是一对对的矛盾。这些矛盾，要得到正确的解决，从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来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鲁迅还是从绝望中肯定了希望——同样，从虚无中肯定了实有，在黑暗中肯定了光明——这就是鲁迅先生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而其实质，却不得不从鲁迅当时的世界观上去探求了。
我们知道：鲁迅前期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而这个阶段，却正是他的世界观处在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酝酿与飞跃的过程中。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他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正在动摇，但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他的阶级论的世界观，正在酝酿，但还没有建立。所以，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每每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所谓“将来总比现在好”，既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希望。当时中国现实的黑暗社会，虽然也有了一些改革，——或者也叫做革命吧，如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但是每次改革或革命的结果，却是每况愈下，变本加厉，看不出一点将来会比现在好的迹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