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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和《彷徨》的凝练、含蓄产生于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他所表现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悬隔差，也产生于鲁迅思想与一般读者认识水平的巨大悬隔差。鲁迅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从世界的广阔视野中看待中国，从20世纪的思想高度认识中国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鲁迅不是匍匐在现实之下仰视社会现实，不是站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地面上环视社会现实，不是在略高于现实地面的空中飞翔着巡视现实，而是在一个异常高峻的思想顶峰俯察现实。在这时，全部现实能够尽收眼底但却大大缩小了自己的尺幅，一切在人们看来好像巨大的东西在他的眼睛中都大大缩小了自己的形体，较次要的东西只变成了形体模糊的背景，最主要的东西都高度浓缩在了一个尺幅很小的全景图上。我们看到，《呐喊》、《彷徨》的不少小说都是以中国社会思想的全景图的样式出现的，但尺幅却是短篇小说的极短、极小的尺幅，画面却是极平凡、极简单的生活画面。在这个图中几乎每一个不受人重视的小的细节都是在现实中具有极大典型意义的东西，而这未必是读者可以立即注意到和理解得了的东西。所以，鲁迅小说的凝练和含蓄主要来源于它们的内涵的极大丰富性，来源于鲁迅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认识的明确性和感受的强烈性。在艺术表现上，感情传达的明确性和理性传达的非直接性、整体传达的明确性和细节意义传达的内蕴性，也形成了《呐喊》、《彷徨》的高度凝练和含蓄。艺术传达主要是感情情绪的传达，理性传达应当通过感情情绪的传达而实现，过多的理性说明会破坏艺术作品的意境和韵味。鲁迅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对于生活的丰富认识是通过对这些生活画面的发现和感受内在地蕴储在作品之中的，小说首先以明确的感情态度诉诸读者，而对它的理性把握有待于读者个人的思考和理解。如《风波》中的诸人物，各以其特定的感情色调出现在小说中，但如何从本质的意义上认识他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为什么他们在鲁迅的眼中会呈现着这种色调而非另一种色调？却需要读者自己的思考。与此同时，小说整体倾向的明确性，又常常同大量细节含义的内蕴性结合在一起，联而可见分则无，是不少鲁迅小说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如《在酒楼上》，鲁迅对吕纬甫的深刻同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分析其中各个细节的含义？这篇小说的整体倾向性是如何从这些细节描写中蒸发出来的？它们各自有什么特定的典型意义？却需要读者自己的沉思。总之，鲁迅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表现在理性把握上的明确性，和艺术的理性传达的非直接性、有限性，使《呐喊》和《彷徨》把大量的理性内容容纳在了感情情绪传达的背后，给读者造成了进行思索的广阔空间。就形式的有限性而言，它表现为高度的凝练，就内涵的无限性而言，它表现为高度的含蓄。
《呐喊》和《彷徨》语言的凝练和含蓄，与它们整体的凝练和含蓄出于同一本源。语言是外部的思维，思维是内部的语言，语言的特征反映着思维的特征。思维空间的无限扩大，是伴随着我国闭关锁国状态的打破、伴随着接受全人类思想精神的成果和20世纪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的思想精神成果的可能性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意识的代表者的重要思维特征。思维空间的广阔性带来了艺术联想的丰富性，艺术联想的丰富性带来了从有限中发现无限、从一点中看到全面的可能性。鲁迅的语言特征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所应有的这种思维特征。紧紧抓住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细节和极具表现力的特点，以可以唤起丰富联想的精练语言和传神性能极强的词汇，简洁地画出事物和人物的神态，为读者留下多方面联想的可能性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补充大量次要特征的余地，是鲁迅小说语言之能够达到高度凝练和含蓄的主要原因。具有多义性象征意义的语言的运用，最突出地体现了《呐喊》和《彷徨》语言的这种特征。我们还不难发现，鲁迅小说语言的凝练和含蓄，与鲁迅着眼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表现还有更直接的联系。它决定了鲁迅不注重政治、经济细节的精细描绘，而更注重人物精神面貌的再现。中国古典文学以形写神、重在传神的传统，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得到了鲁迅的发展、运用。重在写形趋向于细，语言上的表现是以多胜少，往往一览无遗少余味；重在写神趋向于精，语言上的表现是以少胜多，含蓄蕴藉是其必然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呐喊》和《彷徨》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意在说明，鲁迅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是在反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现实中得到体现、得到发展的。从这种思想需要入手把握《呐喊》和《彷徨》的艺术特征，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1985年元月整理
（选自《先驱者的形象》）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鲁迅《故事新编》散论（1）
鲁迅《故事新编》共收作品八篇，写于1922～1935年，前后历时13年。
在鲁迅作品中，《故事新编》是惟一的一部存在它是属于什么性质作品的争论的集子。这种不同观点在全国解放前已略露端倪，但尚无人公然说它不是历史小说；在1951年关于新编历史剧的讨论中，因为有人援引《故事新编》为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辩护，就引起了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性质的思考，但当时并未展开讨论。1956～1957年间，由于党提出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又由于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发表以及它在我国产生的相当广泛的影响，遂对《故事新编》的性质展开了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发表了一批观点不同的文章，摆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以后上海《文艺月报》编辑部曾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为《〈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编者在《前记》中说：“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故事新编》的作品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作品。”其实主张《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的人的更准确的表述，是认为它“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伊凡：《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文艺报》1953年14号。此文发表较早，但其论点在讨论中屡次为人沿用。因为历史小说与讽刺作品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讽刺作品可以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样式。这次论争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在以后的年月里发表的涉及《故事新编》的文章或书籍中，虽然绝大多数都承认它是历史小说，但对以往论争中的主要分歧，即对作品中有关现代性情节的作用及其与表现历史人物的关系，大多仍采取回避态度；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迄今仍然是模糊的。
鲁迅自己对《故事新编》性质的说明是很清楚的，即它是历史小说。在《序言》中，他回溯了开始写《补天》时的想法，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而《补天》是第一篇。他又把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者，而他的作品属后一类。虽然他有时称这些作品为“速写”见《故事新编·序言》及《〈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