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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2）
“隐士”
鲁迅在《隐士》一文中，对于古今隐士的剖析，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隐士们并非真是与世无争，对世无求，飘飘然去尽世俗利害得失的人物。“归隐”也者，其实和“登仕”是有其共同点的，不过手段不同而已。“登仕”，是公开投靠统治者，求得功名利禄，是“帮忙”；“归隐”，则挣扎得隐藏一点，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帮闲”，仍然是“饭之道”。
这篇文章，是对隐士的泛论；但同时是否也具体有所指呢？经调查，我们认为有。它是针对林语堂等的“论语派”的。何以见得呢？
第一，1934年，林语堂等在办《论语》的同时，又办起了《人间世》半月刊。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就开宗明义，宣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此后《人间世》上也常不乏鼓吹“隐逸思想”，宣扬“隐士风度”的诗文。鲁迅在1934年4月7日致陶亢德信上说，对《人间世》“讽诵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就是对《人间世》基本思想倾向的概括。例如《人间世》第八期上钱天起的《隐士》一文，就是赞颂现代隐士的。文章说：“平心而论，隐士亦多端，如岂明先生隐于文采风流，语堂先生隐于幽默，……看来，这些都是艰巨之业，非健如牛，蠢如豕的我们‘小人’所能任。”指名道姓，对“论语派”的代表人物、以现代隐士自居的周作人、林语堂作了赞美。并且为现代隐士们辩护，把批判“隐遁”者冠以“海派”之恶名，说：“虽然，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朝为忠臣，伊德沃罗基；暮为里切，汽车，保镖，朝朝暮暮，骂彼隐遁，此‘海派’之天下也。夫复何言！唉唉，做忠臣怕痛，不做忠臣又怕痛——心痛——的我们其长为被骂之人而没世乎。”这是有意无意的要把“隐士”和“登仕”分开，虽讽刺、针砭了“登仕”之徒，而对“现代隐士”们的其实也是“饭之道”的实质作了掩盖。鲁迅在《隐士》文中说：“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饭之道。”正是对于林语堂、周作人等的或居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或居住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的现代隐士们的“隐”的实质的揭露。
我们说鲁迅这段话是揭露林语堂等的，还有一个旁证。鲁迅的《题未定草（一至三）》，是针对林语堂《今文八弊》一文而发的。文章明白无疑地揭露了林语堂“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文中有“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杂洋话”的对林语堂的讽刺，和本文的“城市山林”是可以互相参证的。
第二，鲁迅在文中说：“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我们翻阅《论语》、《人间世》，发现连篇累牍“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的文章。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人间世》发刊词和林语堂的《论小品文笔调》，都声明要“以闲适为笔调”。而“赞颂悠闲”之代表作，当推林语堂的《论谈话》载1934年4月《人间世》第二期。。文中说：“大概谈话佳者，都有一种特点，都近小品文风味。如狐怪，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厂的书肆，风流的小裁缝，胜朝的遗事，香椽的供法，都可入谈话，也都可入小品文。其共同特征在于闲适二字，虽使所谈内容是忧国忧民时，语重心长，但也以不离闲适为宗。”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林语堂的“闲适”，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谈狐怪，说苍蝇中去，如果不能忘怀于国家兴亡，民生痛苦，他也要你把这些只作为一种闲谈的材料，不能离开“闲适”两字。他把有闲阶级的“闲适”，作为小品文的基础，说：“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大概小品文与谈话的艺术，在历史上都比较晚出，就是因要有闲阶级为背景”。他甚至信口开河地把“闲适”和共产主义挂起钩来，说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希望有闲能够普遍。所以有闲并无罪，善用其闲，人类文化乃可发达。”
至于“鼓吹烟茗”的文章，在《论语》、《人间世》中就更多了。例如《论语》第四十期，有刘大杰的《说抽烟》，《论语》四十一期，有青田的《烟与清代文人》，《人间世》第一期，有徐的《论烟》，《人间世》十六——二十期，有陈子展的《中国人吸烟考》连载。刘大杰鼓吹说：“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青田鼓吹说：“直接予纪帮助，间接予四库全书成功的，却是烟草罢。烟草的功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就不易埋没了。”徐的《论烟》，则更把吸烟与文明联系起来，他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吸烟史前是何等迟缓？而在史后是何等的迅速呢？”“凡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吸烟者要是有一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贡献，我不相信不是少吸烟之故，女诗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烟，那她的诗词必能更光耀万丈”，因为“烟在一方面是助人以进取的精神，他方面则是给人以疲倦的安慰，她在一方面是起科学的作用，他方面是收艺术的功效的。”
鼓吹喝茶，当推周作人。他早在1928年的《雨天的书·喝茶》中，就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他的发表于《人间世》创刊号的《五十自寿诗》，也在茶字上做文章，说是“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喝苦茶。”此后的《人间世》上名人们对周作人的许多诗，也无一不在喝茶上翻新花样。
林语堂等人的“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看来似乎是飘然出世，其实呢，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其“功用”在焉。所以，鲁迅深刻地指出：它“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含蓄地揭露了现代隐士们在“悠闲”、“烟茗”下的世俗利害的实质。
第三，鲁迅在文中还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这也是对林语堂等现代隐士们的揭露。文中的“宇宙”、“苍蝇”，显然是对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所说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讽刺。而“奋袂而起”的事，也是有许多例子可举的。例如，1934年，由刘大杰校编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出版了，但其中有不少标点错误。曹聚仁发表了《何必袁中郎》、《标点三不朽》、《谈标点古书》等文，对刘大杰的标点错误进行批评。林语堂就于1934年12月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大骂曹聚仁是“没有人格”、“没有家教”、“开口就骂”、“骂社会”、“骂名流”、“甚至连我和刘大杰都骂到”、“可恨”、“好象妓女一样下贱”。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这时候一点不幽默了。事情涉及到他们一伙，他就泼妇骂街般地骂开了。这篇讲演在《论语》五十七期上发表时，题名为《做文与做人》，把这些骂人话都删去了。为此，曹聚仁还写了一篇《我与语堂先生往还的始终》以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