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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作用。
鲁迅接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也与译介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有关。厨川这部文艺论著，“其主旨”，在于说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译文序跋集·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鲁迅并不赞同厨川对文艺的一些根本见解，但认为书中一些具体论述还是有道理而能给人以启发的。鲁迅通过翻译《苦闷的象征》，更多地接触了欧洲象征派的作品，特别是波德莱尔用象征主义方法写的散文诗，这同他稍后创作《野草》显然有直接的关系。此外，从鲁迅1926年7月写的《〈十二个〉后记》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新条件下如何运用所作的思考。他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并介绍了勃洛克早期象征诗的特点：
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鲁迅指出：勃洛克“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然而《十二个》作为“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久地流传”。可见在鲁迅看来，象征主义仍有可取之处。
在鲁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象征主义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大概都会同意《野草》基本上是象征主义的散文诗（甚至还有意识流的成分）。但是，对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看法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其实，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成分，一开始就存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经纬交错的作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作者采取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千方百计刻画一个真实的狂人。狂人的心理活动，他的过敏、多疑、惊恐、奇怪的联想、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比如，“没有月亮”就认为“不妙”；看见别人张嘴朝他“一笑”，就认为不怀好意要吃他；死鱼眼睛也被看做“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等等），都很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他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如把夏、商、周三个不同朝代的人凑到一起，说“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也都说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里居然出现了狗与狗之间用人的语言写信这类怪诞的情节，“格式是有些古老了”《译文序跋集·〈鼻子〉译后记》。的话，那么，鲁迅的《狂人日记》就确实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它没有这种主观随意性，一切都严格地符合生活的情理，符合“迫害狂”患者的特征。然而，仅仅是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仅仅塑造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狂人，它的思想性毕竟很有限，难以完成向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的任务。鲁迅《狂人日记》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同时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赋予已有的现实主义骨架和血肉以新的生命和光彩；在狂人一些关键性的疯话里，精心地安装了双关的含有深意的尖锐地揭露封建制本质的内容（却又并不破坏“疯话”的特质）；使作品原有那些单纯的“实”处，因变“虚”而显得富于思想性。这样，《狂人日记》就可以有两种读法：顺着现实主义的路，读到的是一个地道的疯子所说的生动的疯话；顺着象征主义的路，读到的是最清醒的战士所说的具有反封建深意的真理。长期以来，有关《狂人日记》的争论总是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各执一端：有的同志看到了狂人是狂人，有的同志看到了“狂人”是战士；有的同志看到作品人物的刻画是现实主义的，有的同志却看到作品主题的体现是象征主义的；但都没有从两种创作方法的同时并用这个角度去把谜底揭开来。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证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是可以在一个作品中同时并存，而且相得益彰的。单纯的现实主义因其太“实”，常常失之平庸繁琐；单纯的象征主义又容易过于空泛单调，而显得过“虚”。两种创作方法的融合，像鲁迅称道安特列夫小说那样——“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这未尝不是创作上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
孤证不足以服人。我们不妨再来分析一下《药》和《白光》。《药》里写了两个悲剧：华老栓按照迷信的习俗，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治病，最后白白丢了小栓的性命；反清的革命志士夏瑜，因为伯父向清朝政府告密而被杀，他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而流的血，由于不被群众所理解，只是成了毫无意义的、连痨病也不能治的“药”。作者安排两位死者的母亲，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同去扫墓，让她们汇聚着人间的哀痛，更大大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形成一种可怕的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一切，自然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然而，小说并没有到此止步。作者不是把《药》的悲剧仅仅看做两个家庭的悲剧，而是看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是全民族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因此，在写实以外，又增加了一点象征的色彩：特意安排两个悲剧的主人公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恰恰是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是淡淡的不显眼的一笔，然而这一笔却把悲剧的普遍而深广的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白光》写头发斑白、屡做中举梦的陈士成，在第十六次县考失败后，终于神经错乱而死。作品从主人公看榜后两眼“发出古怪的闪光”写起，写了他落榜回家的种种印象与幻觉，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月光，连结幻想中埋在地下的银光，真切地表现了人物由悲怨变狂乱的过程，达到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的境地。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象征主义方法。
我们当然不赞成那种说《药》里的乌鸦是革命者象征的无稽之谈，但如实地指出小说中含有的象征主义成分，对加深理解鲁迅的作品很有好处。读者不是经常感到鲁迅的小说不仅有“实”，而且有“虚”，虚实相济，寄意深远吗？这种艺术效果的造成，恐怕就是和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同时并用有关的。譬如，大家都熟悉的《故乡》结尾处那几段文字，其写法就是从实到虚，由写实到象征。作者先实写旅途生活：“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然后由此生发开去，从“我与闰土隔绝”，想到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又想到这种“希望”的过于茫远。终于离“实”就“虚”，语意双关地将具体的“路”提高到抽象的人生道路上来，用“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结束，简洁有力而余味无穷，既饱含哲理，又富有诗意。这还只是片段文字产生的效果。至于通篇用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长明灯》，则更可以说是一首传达出倔强的反封建战士心声的珍贵诗篇了。
过去，象征主义总是仅仅被当作充满世纪末悲观颓废色彩的一个流派，总是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代表。然而，鲁迅借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强和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还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正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
鲁迅认为，介绍外国作品，“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国现代小说在其最初发展的阶段，便吸收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兼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为新文学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这是鲁迅这位开山祖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
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一个时代文学的成就，归根结底要以作品成熟的程度来衡量。文学上的破旧立新，也总要依靠成熟或比较成熟的新作品去完成。鲁迅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