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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举出这样的事例后，我仍然在怀疑：马克思和萨特是否算真正的天才。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思想与才干，而是一种心灵感受痛苦的能力。
女人与天才无缘。女人中可以有伟人，却未闻有天才。
天才通过与战友的决裂完成了自我
天才在那个逐步唤醒自我的过程中走向成熟与孤独。天才那些早年的朋友，因为天才思想的完善而终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早年的朋友，在天才的潜能没有完全焕发出来之前，成为他们精神的携手者，那时候，他们自己生而俱之的天才潜能也没有完全丧失掉。
但是，天才焕发自己潜能而成为天才的过程，也正是他们的朋友丢失潜能彻底沦为俗众的过程。于是，决裂只是个时间问题。爱情应该是两心一体，友情却必须是两体一心。
天才往往会最后选择朋友成为决裂的对象。友谊是一道温情的面纱，罩在朋友之间，使得天才往往会对好朋友的拙劣视而不见，或淡而视之。天才的朋友也会有意识地容纳天才，他们虽然无法视天才的怪异品性为一种美德，却可以作为一种缺点包容，友情的恩惠延伸着友情。
天才与其故友的决裂，通常是在他与整个社会彻底决裂之后。这时，天才的成熟使他耳聪目明，性情更加激昂，思想更为激进，再也无法容忍任何一点世俗的掘劣，于是，与战友的冲突成为必然的了。
友情在天才成长的早期可能是他们灵魂的安慰，但是此时，天才却必然要割断与世界的这最后一条精神脐带。此时，天才已经孤立无缘了，整个社会都是他的敌人，与故人的决裂绝对会带来一种难以言达的大痛苦。但是，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在于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正义与痛苦。
天才不可能给自己留后路，留一个情感的伊甸园，天才是那些不计个人后果。一心向往真理的人，与故友的决裂在强化着他们的叛逆思维。于是，这种决裂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天才进行抗争的最后一种方式，是对自己献身于其间的思想的一种跪拜。
专就友情而言，这是一种悲哀。但是，天才的一生无处不处于悲哀之中。
生时领受赞誉是一种死亡
少数天才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看到了市俗世界抛向他们的彩球。
世界的青睐宣告着天才的死亡——或是其伟大的自身泯灭，黑格尔受到专制政权的垂青便是最好的例子；或是天才的伟大被误解了、庸俗化了，甚至利用了，叔本华最后十年的辉煌便是一个典型。当一个虚幻出来的天才被接受的时候，对于真正的天才而言，他的思想便是被公众奸淫了。所以，当整个世界向叔本华挥舞橄榄枝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向他表示祝贺还是哀悼。
有些天才利用了俗世对他们的误解和加给他们的荣耀，来达到自己更快地拯救民众的目的。虽然相对于历史，我们要感谢民众的庸俗和天才的“灵活”，但相对于真理和个人而言，天才仍然被扭曲了。我不知道是否还该称他们为天才。
即使人们真的对天才有了一知半解，距离真正读懂他们还为时太远。孤独是真正天才必然具有的特征，越伟大越孤独，两三个以上知音的存在便足以使天才不复为天才。
来自俗众的过多赞誉是危险的，它是整个世界精心策划的一次联合行动——谋杀天才。这是最恶毒的谋杀，被谋杀的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今天人类仍远未能到达他们应该企望的乐园，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此样的谋杀。他们的希望是，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自己与天才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妄想，天才是常人永远无法启及的。
另一种危险性更大：天才趋向于俗众，与之合一。
当我们惊叹天才人数之少时，不可忽视，许多成功地焕发了自身潜能而成为天才的人，在成为天才之后又因为某个偶然的契机和必然的诱惑而与俗众合而为一了，他们此前的抗拒与挣扎复归为无。这其实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贫贱与富贵都无法改变其志向的人，是那些历经磨难仍毫不动摇地捍卫着真理的人。
验证一个天才是否是真天才，不妨观察他的孤独与痛苦是否持续到生命的终止。
第二编 生命精神的迁徙
到北京生活不满三个月，便有天津的编辑写信来，约我谈一谈迁徙。她在信中说：“假如没有满腔的勇气、信心、乐观、浪漫，是不能成行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一种挑战新生活的勇气，满足于现状，不知进取。”
我知道自己不乏勇气、信心、乐观与浪漫，但是被她这样与我到北京生活这件事联系起来，总觉得过于昭彰了。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这次生活的改变可以称之为迁徙，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字是与那种属于团体行为的重大远征连在一起的，而我的同行者，只有妻子一人。
坦白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单就到北京生活这一举动，于我实在算不得一件大事，就像昨天头朝南睡觉，今天头朝北睡觉一样。但是顺着这编者的思维想下去，又真觉得人的每一次细小的决定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背景，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忽略罢了。
于是便大言不惭地谈起迁徙来了，写下的第一句话竟是：“迁徙使猿成为人，使人成为更精神化的人。”
我们必须感谢古猿从树上迁徙到地上，这可能是一次最近距离的迁徙，但它影响所及的距离却无法估量。如果没有那次迁徙，便不会有坐在电脑前谈迁徙的我和你正在翻阅的这本书。人类学家通常将那次迁徙视作一次被迫的举动，古猿的生活正在被日益减少的森林逼到绝境。而我却从情感上更愿意将其看作一次主动的行为，地面上的食物和景物诱惑着我们的远祖，它们渴望新奇。没有哪个学者会否认，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是人类这种被称为“裸猿”的动物的独特的原始遗存。
人原本是一种迁徙动物，城市的出现使我们丧失了某些本性。当我们习惯于“家乡”的概念时，已经距离我们这种生物体原本的自然属性很远了。与古猿拥有最近血缘关系的大腥腥从来不在一棵树上栖息三个夜晚，而人类早已形成渴望在一小块土地上栖息一生的集体意识，这被看作一种幸福，所谓安土重迁。于是，我们丧失了领略更广阔空间的可能，我们的生命也注定与我们的视野一样狭隘。
我没有对那编辑谈莫瑞斯的“裸猿”，我只是告诉她，我真的一点没有她所说的那种对安稳生活的迷恋。恰恰相反，我总是渴望一切新鲜的体验，一切未知的事物。安稳的现状习惯了，我便会觉得生活沉闷无聊。我喜欢在未知中体会快乐，居住环境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
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更助长了对安稳生活的现有生活的迷恋。大工业的特点就是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而变成企业、城市的一部分。人是工业化了的社会中一个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一个链条、一个齿轮，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自我。这是人的异化与悲哀。勇于走出固有生活的人，本质上一定是那些更关心自己独立价值并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外在的安逸使人失去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许多东西，而对精神的执著使人必须成为安逸温床的背叛者。我们在迁徙中成熟，其实这已被那句中国老话揭示了：人挪活，树挪死。迁徙真的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需要勇气，你走出来天高地阔，风清云淡，所有的忧虑都将显得可笑。
物质的繁荣一方面将人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另一方面又使人更有条件离开这块土地。我们不同于那些闯关东的祖先之处在于，他们的迁徙与否更多地受物质因素决定，而我们的迁徙则更多地取决于精神，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向往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单纯为物质因素进行的迁徙也许已经算不得现代化的迁徙了，真正的迁徙者在寻找精神的沃土。
尝试迁徙可以被理解为尝试另一种迥异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改变生存状态则意味着体验另一种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在延长生命了。更何况，如果我们有幸在短暂的生命中融入、汲取不同生活空间中不同的人文精神，我们便是经历不同的人生了。我知道自己终将抛弃北京，而投和另一种更为迥异的生活空间。就像我在写作上不断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