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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作独立而自由的精灵
方刚
几年前，我便在《自由的人》中提议，严肃的自由写作者应该以“自由作家”代替“自由撰稿人”这个称谓。因为在当时，“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这种污名一方面来自自由写作者内部的一些不良分子，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无节制地疯狂地一稿多投等等，屡被曝光；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些社会保守势力，某些人听到“自由”两个字便浑身不舒服。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我的词典里，“自由”不应仅仅意味着我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不受体制束缚，它更应该意味着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精神状态，意味着思考与行动的独立性，甚至叛逆性。西方社会学定义真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他们的非组织化，既难以归属于任何一种组织规范中。
“撰稿人”这五个字给人的感觉是，更多强调一种技术层面的写作，更让人想到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作家”，则突出强调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每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都可以写一两篇稿件便自称自由撰稿人，而自由作家的头衔，则不是可以轻易搏取的。
我的朋友，最早的杰出自由撰稿人伊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天生就是野生动物，不可能被圈养。”我想，这种“野生性”，更多的是由思想与性情决定的。
虽然现在的我自豪于自己的自由作家身份，但是，最初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却是被迫的。
1995年，我已在一家报纸周末版作合同制编辑两年了，我的工作算得出色。恰在这时，我出版了一本广受争议的书，为社会弱势群体说了一些话。在今天看来，我那书中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一些。如今，中国主流媒体对那个弱势群体的声援都比我当时的声音还要响亮。但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的宣传部门领导却发话了：“我们出了那么多‘五个一工程’的好书，怎么会有人写这样一本书？这是我们城市的污点。”我所工作的那家报纸的负责人，唯上级领导的马首是瞻，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排挤出报社。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在那座城市的任何一家媒体中找到一份工作了，甚至有人劝我改行，告别文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已然被“封杀”了。
还有人劝我认真写一份检讨，或许会得到谅解。我断然地拒绝了。事实是，在写那书之前，我便清楚地知道危险所在，但我更清楚的是，自己拥有真理与正义。如果退怯，连我都会蔑视自己。
我的独立思考精神，使我仅仅比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先行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个人却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不幸。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是极勤奋的。从1995年到2002年，我在国内外出版了32本书。许多人感到奇怪：“这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以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写作班子。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像我一样努力，你也可以做到。”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便在嫉恨我，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努力，你就不会受嫉恨这种低级情感的折磨，而可以让别人也嫉恨你。”
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作用，其间，我以为性格是最重要的。
回首我做过的主题，许多都在不自觉中开了时代的先河。这绝非偶然，更不是一个“猎奇”可以解释，而完全靠着独立的思考，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对社会与人心敏锐的洞察力。比如，我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艾滋病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同性恋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变性人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男人解放的研究著作，等等。
旁观者看到的可能是我获得的名利，而我清楚地感知的，则更多是艰辛、痛楚，甚至屈辱的体验。
事实上每一个成功的自由写作者，他都有着某种独特的个人特质，都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辛，只不过外界难以获知罢了。
曾经有两年，我的书的出版严重受阻，我的手边积压的写好的书稿已达200多万字。但即使在那时，我仍在勤奋地写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云破天开，在逆境中我只需要继续不问结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1996年之前，我的写作主要是社会纪实。
在纪实文学最被看好，畅销刊物的稿酬已开到一字一元的时候，我则主动地彻底放弃了纪实文学的写作，而转到两性关系的研究与写作。这一转型使我的经济收入严重受损，有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文章发表，直到今天，我给报刊的月写作收入也仅是一些出色的纪实写手的若干分之一，甚至只是一个零头。许多人替我惋惜，因为在1995年，我的纪实发稿量在全国是排前几名的。
今天，我写一本20多万字的书的稿酬，仅仅相当于发表一篇七八千字的纪实的稿酬。我为什么要舍弃种种利益而转型呢？一个真正的自由作家总会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我也爱金钱，但金钱从来便不能左右我的生活。
其实，像我这样的自由写作者是很多的，完全为经济写作的人只是少数。内心的愉悦与成就感，是支持写作者的最大动力。
将两性关系中最前卫的学术理念以通俗的形式普及给大众，促进社会观念的进步，是我自定的使命。当我做这工作做得驾轻就熟，社会观念已有重大进步之时，我知道我又应该去准备再一次放弃，再一次涅磐。
我们总是希望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从头再来。本书中的第一篇“男女”，选自近两三年间我所写作的涉及两性关系的文字，而第二编“生命”、第三编“体验”，则选自近10年间我所写作的人生感悟类的随笔，而后者的写作仅是我写作领域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也远非我的长项。我原在此向各位业中高手就教。
方刚
北京中和家园
第一编 男女技术时代的爱情
爱在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爱情。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时代，在这个一切都快起来的技术时代，包括我们的爱情，也变成一种快节奏的，讲求技术的爱情。
技术的特点是注重功能，关心实用性。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现代人的思想也变得实用起来。正像今天的爱情注重结果，而传统的爱情注重过程一样。在技术关联的时代，人们把某件事的过程舍去，而将结果抽象出来。通过技术，人类尽力压缩过程，而尽可能地扩大效果，正如人们把求爱的过程缩短，尽快跃进到爱情的终极目标：作爱。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色：从目的或价值的逻辑向手段或效果的逻辑转移。爱被还原为非精神的东西，被缩小成性结合。
爱最高的美感价值在于罗曼蒂克，一生追求爱情的伟大思想者罗素这样理解罗曼蒂克的精髓：“被爱的对象十分难于占有，十分宝贵，因而便作出各式各样的重大努力去赢得爱恋对象的爱情。”而如今，当我们说起“我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经历”时，往往是在炫耀我们又了一次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的肉体欢情。而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呢？无疑已成为一种精神的炼狱，只有那些在求偶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才不得不继续引以为荣。
等待、思念本身的传统激情，被技术的发展剥夺得体无完肤；信件被电话替代，我们于是难以寻觅写信时脉脉的温情，更不可能捧着一页恋人的信纸浮想一个个昼夜；电脑的使用更使偶然为之的信件变得冷冰冰的，无异于一纸打印的公文；遥远的相思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最多不过是一张飞机票。
我们不可能读到真正的爱情诗了，情诗绝对是旷日持久的思念中的产物。今天被勉强归入情诗中的分行文字，已全然是性压抑中的派生物，是缺少现代“罗曼蒂克”经历的男女的意淫。
现代技术使人们坚信没有什么是不能复制的，艺术品在过去只是一件，如今凭着技术可以无限地复制，一切都是易得的。于是，与过去那种